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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穆旦的短暂“重现”

诗人穆旦在二十世纪新诗史上的重要性在经过长久的考古式“挖掘”之后，到现在似乎已成了一个共识”，对穆旦的研究也已山单纯的“文学史追认”转入角度更为宽广的学理探索之中。在数量逐渐增多的研究文章中，穆旦40年代的作品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的确，从这一阶段穆旦的写作入手能够有效地新诗现代性求索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他晚年的那次迸发式写作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把它作为穆旦一生心智的总结、作为“黑暗”与“黎明”过渡带的“寓言”加以考察。但是与上述两个阶段的创作相比，穆旦另外一个写作相对集中的时期一一1957年一一的创作、发表和接受情况，除了在传记性质的描述中作为“不公正待遇”的例证顺带提及之外，还很少有文章专门进行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讳莫如深”地逃避这一话题的现象呢？香港诗人黄灿然最近的一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症候”式地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在《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这篇被收在《语言：形式的命名》中“重读诗歌史”一栏的文章中，黄灿然认为《穆旦诗全集》一书中所收穆旦50年代的作品破坏了穆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作品“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了出来”，原因是这些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把诗歌当成工具”，并指出写作时期标注为1951年的两首“沦落”的诗（《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

一可耻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