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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批评家

鲁迅

（真正的革命文学理论家的标准以及出现的必要性。）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风向的改变，是形势是需要，也是跟风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文学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特殊群体的人们重视宣传。）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文学不是宣传，观众要有判断力。）

1、革命招牌式的文学的害处。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切实”，不容易，也不好判断，更不容易取舍。）

2、社会科学才是革命的根本。（第一部分。）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鱼龙混杂的现象又再次出现。）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读者转向社会科学后面临的状态：一是社会科学著作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人难以辨明分清；二是对社会科学著作的批评又是趋于极端，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全盘否定。对照后文可知，这是缺乏“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所致。）

3、需要真正的批评家。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点题。）

4、真正的批评家的标准。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批评家早已有之。）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窝里斗。）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他人便看笑话，这是当时许多流派的毛病，文人相轻，也是一个原因。）

5、批评家的窝里斗。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台静农的《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钱杏邨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提出的意见。）。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窝里斗。）

6、没有好的批评家来批评有好的作品。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容易谢幕，容易半途而废，这也是写作本文的原因。）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主旨。）

7、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