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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茅斯会议之后的人工智能发展

达特茅斯会议后不久，1956年9月IRE（后来改名IEEE）在麻省

理工学院召开信息论年会，麦卡锡受邀做一个对一个月前达特茅斯会

议的总结报告。这引起了纽厄尔尤其是司马贺的不满，他们认为麦卡

锡只能聊，没干货，而达特茅斯会议唯一的干货是纽厄尔和司马贺的

程序“逻辑理论家”。打了一圈架，最后纽厄尔和司马贺做了妥协：麦

卡锡先做总结报告，但最后还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讲他们的“逻辑理

论家”并发表一篇题为“逻辑理论机器”（LogicTheoryMachine）的文章。

明斯基认为是他的协调起了作用，但纽厄尔晚年则只对香农的邀请有

印象，而司马贺的回忆录则说是大会的主席罗森布拉特和司马贺散了

很长一圈步才了断。明斯基机敏异常，讲话时带幽默，但在对这段历

史的重构中，却给人印象有点太“刁滑”（cynical），原因也不难猜出。

研究历史有时必须得全方位，空间或时间上的接近不见得就真实。太

接近时，当事人还都活着，还在一个圈子里混，不方便互相揭短。但

在接近生命末期，或者功成名就，或者人之将死，或者对头已死无所

顾忌，敞开了说，有时虽有夸张，但一不留神就会流露真话，纽厄尔

属于后者。明斯基“刁滑”可能和他身体好有关系，偌大岁数也没不惑，

觉得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科学达人戴森（FreemanDyson）在他的《一面多彩的镜子》一

书中借鉴过伯林（IsaiahBerlin）“刺猬与狐狸”的比喻：刺猬是那些构

建理论体系的人，而狐狸则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在他眼里，爱因斯

坦、哥德尔是刺猬，而费米、冯诺伊曼属狐狸。科学史有时刺猬得势，

有时狐狸当道。是不是可以说纽厄尔和司马贺更像刺猬，而麦卡锡和

明斯基更像狐狸呢？具体到AI的源头和达特茅斯会议，麦卡锡认为

他和明斯基是发起人，纽厄尔和司马贺是“外人”，是搅局者。明斯基

的解释是纽厄尔和司马贺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心理学，这与麦卡锡和他

本人的背景不符。但在随后的十年里，他本人更多地走向心理学，而

纽厄尔和司马贺更靠近AI，也没什么矛盾。麦卡锡除了和明斯基关系

紧密外，和其他AI群体的交流并不多，在所谓其他群体中，最有影

响的当属卡内基梅隆那一派了。麦卡锡晚年回忆说那时群体之间的沟

通主要是通过研究生，研究生就像大佬们的大使。后来斯坦福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确实互为教授，门户之见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抹平了。

总之，1956年IRE信息论年会是个值得纪念的会议，除了纽厄尔

和司马贺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外，心理学家米勒（GeorgeMiller）发表

了“人类记忆和对信息的储存”（HumanMemoryandtheStorageof

Information），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魔力数字七”（TheMagicNumber

Seven）的另一个版本，不知算不算一稿多发。同在此会上，伟大的

乔姆斯基则发表了“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型”（ThreeModelsforthe

DescriptionofLanguage），该文证明了有限状态句法不能表达某类语

言，这是乔姆斯基分层的起源，文中引用了还没出版的不朽名著《句

法结构》。乔姆斯基当时刚刚到MIT现代语言学系（该系后来演变为

语言学与哲学系）出任助理教授并在MIT电子实验室做机器翻译的研

究。尽管乔老爷后来是“反政府斗士”，但有点反讽的是他早期的研究

经费都来自美国空军和海军。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大家会认为这次IRE的信息论年会比达特茅

斯会议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米勒回忆说，他当时直觉认识到实验

心理学、理论语言学、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都是一个“大家伙”里

面的组成部分。这个所谓的“大家伙”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加认知科学

吧。

明斯基回忆自己在达特茅斯会议期间，在纸上画了一个几何定理

证明器的设计，并手动模拟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一个定理。会后的

1956年9月，IBM招了新毕业的物理博士格兰特（HerbGelernter）

实现明斯基的几何定理证明器。麦卡锡此时受到纽厄尔和司马贺的影

响，建议在Fortran里实现表处理语言，作为实现语言。这个项目在

1959年实现后，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