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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理论证成与路径选择

陈亮张翔*

目次

一、人工智能立法体系性不足的表现

二、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对象框定

三、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实现路径

四、余论

摘要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是全球人工智能法治的大势所趋，也是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科

学立法的应有之义和法学知识的素材支撑。然而，当前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存在“概念不清”“定性不

准”“理念不彰”“范畴不明”“脉络不畅”五大问题，阻滞了立法体系化进程。应当从“人工智能的应

然法律概念”“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属性”“人工智能立法的理念欲求”三个层次设置“滤网”，在区分

“狭义的人工智能立法”和“广义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的基础上锚定人工智能立法范畴。针对当前

人工智能立法“碎片化”的现象，应当坚持以“事物本质”理念检视问题，在法律体系化方法中嵌入“系

统—控制论”原理来规整领域立法素材。在此基础上，应当在“法律”层级适时制定一部兼具框架性

和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法”，以“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为融贯立法体系的价值基础，以“平衡公平与

效率”和“平衡安全与创新”为两大基本原则。此外，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研发—生产—服务—

使用”节点为横轴，以“具体风险控制”和“抽象权利保护”两种控制模式为纵轴，可以纵横交错编织出

八个具有规范生成功能的法律关系定型“区间”，由此形成构筑人工智能立法制度谱系的基本线索。

关键词人工智能立法法律体系化系统—控制论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法律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网络时代迈向智能时代的关键转型期，以自动驾驶、AIGC、智能推荐等为代

表的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在为数字社会变革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为法律治理算法黑箱、消除数

字鸿沟、保障人工智能稳定运行等新型社会问题带来巨大挑战，这些社会问题呈现出交叉性、整合性

和动态性特征，难以为传统法律部门所涵盖。〔1〕

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技术本身的

*陈亮，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教授、科学技术法学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翔，西南政法大学科学技术法学研究院

研究人员、人工智能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数据权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研究”（项目号

ZGFYZDKT202317-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耿颖：《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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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张翔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理论证成与路径选择

〔2〕

复杂性，而且表现为社会和组织上的复杂性，正在突破传统部门法律关系所立足的线性、均衡、简单

还原〔3〕

的社会关系构造。虽然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制定了数量可观的政策、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

弥补部门法“各自为政”之缺陷，但这些规范整体上零散无序，相当一部分条款依旧脱胎于部门法的

固有理念和调整思路，没有在法理上对人工智能的本质和运行机理正本清源，规范之间的体系性也极

为欠缺，因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立法模式难以充分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复杂性社

会问题。“系统思维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整体分析方法，将复杂系统视为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状态，

其内在行为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只有将系统行为作为整体来理解而不是专注于孤立的组件，才能准

确识别潜在的模式和关系，找到有效决策方案。”〔4〕因此，转变立法思维、坚持系统观念，构筑体系化

的人工智能立法方能妥善应对新挑战。

早在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以下简称《新一代人工智能

规划》）就提出人工智能立法“三步走”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