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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衣食住行中的礼的读书笔记六篇

古代衣食住行中的礼的读书笔记在日本思想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文化与思想》一书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律令制订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在福冈县志贺岛发现的金印、在《魏志》上留有记载的卑弥呼，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日本的当权者积极向大陆派遣使者，通过与大陆强国保持联系来维持对国内各势力的权威。长期以来，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和先进技术，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文字的传入了。现今失传的《魏略》是早于《魏志》的史书，在《魏志》的注释里有从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节关于倭人的记述如下：“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大意是说，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四季的区分，仅仅通过春耕秋收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中国经三国时期、晋朝而进入南北朝时期，日本的王亦开始向南朝诸国派遣使节，《宋书·夷蛮传》中附录了记载倭武王征服诸国、统一国家业绩的《倭王武上表》。在倭国国王的对外交往中文字被正常地使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铁剑上镌刻着前后八代倭王的系谱，由此可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汉字的使用远在佛教传入的几个世纪之前便开始了，而佛教在日本的接受和普及也正是以良好的汉字汉文知识为背景才成为可能。由于文字的传播和普及，高度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得以传入。稻荷山古坟发现的铁剑上刻着“辛亥”纪年，如将此辛亥年确定为公元471年，那么日本在公元5世纪后期便拥有了与中国相同的纪年方法。《日本书纪》中记载了钦明天皇十四年，百济的历法博士来日，推古天皇十年(602)，百济僧人观勒传入历书。这样，在公元7世纪前期，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便传入日本，在年月日历法计算方面，日本终于进入了“中华圈”。中国传来的历法中将太阳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春天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天分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天分为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天分为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分为十五日，如此井然合理的自然观在日本民间被广为接受。此外，另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组合，形成甲子、乙丑等六十个组合，按其顺序来定年、月、日，稻荷山铁剑便是此例。

日本汉字与汉文的学习

在与中国、朝鲜的国际交往中传入日本的汉字，是在中国形成并成熟的表意文字。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读法和写法，掌握每个汉字的意思。当时的渡来人能够直接阅读汉语文章，但是生活在与汉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日本人，开始根据每个汉字的意思来标记日语的符号，并且还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来标记固有名词。这样，汉字便兼具了汉语的发音——“音”，和表达意思的“训”，如此一来，日本人便可以用“训”来阅读汉语文章，“训读”方式得以快速发展。将构成汉语文章的一个一个文字，尽可能地用“训”来读，同时配合日语的语序，便能够快速用日语进行汉语文章阅读，后世，这种被称为汉文训读的特殊的外语解读方式逐渐得以成熟和完善。对于汉语文章中的文字，该文字是用“音”来读还是用“训”来读，与之相应的记号标识，以及汉字转读为日语时必要的指示助词和活用词尾的符号，这些都被制定出来并规定了详细的使用规则。在汉语文章中加入的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及各种各样的记号，一般都用朱笔标记并且统一称之为“训点”。学习中国典籍的日本人，在跟随老师学习“训点”后便能够解读中国文章了。另外，“训点”方式后来也产生了博士家训点、东大寺训点、兴福寺训点等诸多流派。“训点”在佛教经论的解读方面也被广泛使用，此后，随着片假名的普及和送假名的使用而得以逐渐简化，进入近世以来，返点、送假名等应用的成熟促成了汉文阅读方式的最终定型。伴随着汉文训读方式的产生，用日语思考、用汉文记述变得简单，此外，使用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进行表记、与使用表意文字的训读组合，再加上日文的书写，使得自古以来流传民间的歌谣和日文歌曲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汇集了四千五百多首歌的《万叶集》、记载了日本神话和皇室传承的《古事记》以及记录了地方风土和传承的《风土记》都先后被编纂问世。汉字灵活多样的使用方法，赋予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以极大的活力，在此期间完成的《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等书籍，构成了此后于十世纪全面展开的日本古典文化的重要基础。

日本律令的制定

六七世纪日本的当权者们通过学习隋、唐的制度，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构筑了统一的国家，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对中国律令制度的摄取。现在所知最古老的律法是1975年在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发现的千片竹简中所载的秦律，其中也引用了比秦更先进的魏国的律法，据此可推测，在战国时代的中国，法律的制定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