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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干脆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齐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真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密密麻麻。我家方圆一公里内，我就见到过十几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爱护流浪猫的Cats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ofRomseyMill，有救济精神病人的Mind……假如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或者留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惊奇，为什么这个小镇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渐渐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Issue”的声音，全部熟识剑桥的人唯恐都习以为常了——BigIssue是特地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须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假如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须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供应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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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假如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须要有特别高的启动资金；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90%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或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缘由发育不良。

关切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辩不休：民众究竟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心情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自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十几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和善美妙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究竟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风雨摘自浙江高校出版社《观念的水位》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