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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的接受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表现出多层面的接受。在现存科场试诗中，主司首

先以正经或注解为题，其中存在取用原句或化用经意的区别。在题目规定下，考

生根据题目出处以诗体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在行文中，应试者常援经

入诗，不仅表现出深厚的经学根底，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更折射出当

时儒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具有温柔敦厚特质的儒经影响下，偏于颂美

的应试诗表现出了突出的含蓄美特征。就命题侧重而言，《礼记》堪称大端，这

是与唐代尊经重礼的文化导向相一致的。

标签：科举;科场试诗;儒家经典;接受

诗是唐代重要的科场应试文体之一，与赋并列杂文试。科举试诗是朝廷对刘

思立调露二年（680）所指进士科“止试策”有伤肤浅的纠偏举措。从永隆二年（681）

八月所颁《条流明经进士诏》中“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

①句看，诗应是进士所试杂文两首中的重要选项。无怪乎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

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中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

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②

唐代科场试诗大体分为省试和州府试，这两个层次的科场试诗均属政府行

为，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导向。当诗作为取士文体出现时，它无疑具有

了参与政治建设的特殊意义。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取士手段，其命题起着反映朝

廷文化旨趣和思想导向的作用。从永隆二年诏书“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这一

点来看，应试诗首先突出了诗体的文学性一面。

唐代自立国便确定了儒家经典的政治地位，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下诏

兴学崇儒，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唐太宗更是锐意经籍，倡导儒

术，尤其“以经籍去圣太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

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

《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③，成为盛事。

综观唐朝历史可以发现，在具体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儒家经典是被作为基本指导

思想的。在这种尊经崇儒的文化氛围中，作为“圣贤微旨”的儒经必然也会对国家

的科考应试诗存在影响。

综观唐代科场试诗，史、子以及《文选》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现

存唐代科场试诗作品而言，除即事命题外，对其影响较大的要数儒经和《文选》

了。而据笔者统计，儒经对唐代科场试诗的影响又大于《文选》，单以命题为例，

现存科场试诗作品中题出儒经者占15题，比出自《文选》者多了3题。若从命

题、行文、用典等方面综合考察则可发现，科场试诗与儒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儒家经典对唐代应试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命题上。具体而言，主司或以正经

原文命题，或以后世注解命题，其中前者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而在这两类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学背景下的唐代应试文学研

究”（2012BWX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取士文学研究与文本整理”

（14BZW048）。

命题中，又表现为直接取用原句和化用经文或注解两种情形。

以正经原句或截取原句中相关语词作为科场试诗题目，是主司以儒经为诗题

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这考察的是应试者对正经的把握，避免了“不读正经”的弊病。

开元十九年（731）进士科试《洛出书诗》，此题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上》

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④题中“洛出书”三字出自《周易·系辞上》

之原句。如此命题情形者还有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科试《行不由径诗》，此题

出《论语》。《论语·雍也》云：“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

之室也。”⑤大中八年（854）进士科试《振振鹭诗》，题出《诗经》。《诗经·鲁颂有·

駜》云：“振振鹭，鹭于飞。”⑥《诗经·周颂·振鹭》亦云：“振鹭于飞，于彼西雝。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⑦乾宁元年（894）进士科试《东风解冻诗》，题出《礼

记》。《礼记·月令》云：“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⑧

此类命题情形还出现在府试中。《文苑英华》收马戴《府试水始冰》诗，题出《礼

记》。《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

见”⑨。

有时有司命题虽以正经为本，却显得稍有变化，这种情形在科场试诗中表现

得亦较突出。天宝十五载（756）进士科试《东郊迎春诗》和上元二年（761）进

士科试《迎春东郊诗》，二题同出《礼记》。《礼记·月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