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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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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人口经济学认为,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文章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对合肥市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同时指出现阶段既存在着制约兑现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又面临人口负债期的严峻挑战。并建议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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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DavidE.Bloom和DavidCanning(2004),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1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