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历史就想看错他一回.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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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看错他一回

一位导演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当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也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簇新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你没有把它酿成酒,起先时是葡萄,到最终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应当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原料勾兑出来的。小刚,你应当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意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我听到过许多对我电影的指责,大多是围围着“商业”两个字进行。这位导演的指责却超越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想听姜文致歉

我给姜文拍过《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阳光绚丽的日子》。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爱闲聊,但特别胆怯 和姜文聊。我觉得跟他说话特殊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驾驭不了话语权,淡话显得特别被动。

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也是特别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应当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当特别单纯,不顾一切,不能掺杂别的东西。比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需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这可能和我的境况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把全部的东西都押在上面,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假如输了,必需最大限度地削减损失。就像一场斗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人从心里酷爱斗争,想法特别单纯,目的只有一个,在斗争中成为最牛的成功者;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路。巴顿假如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被拉出去枪毙了。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需确保成功,还不能牺牲。两类斗争的参加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斗争,巴顿会把话语权牢牢把握在手,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儿。

拍《甲方乙方》时,巴顿的首选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英达。抬起杠来,英达、姜文的聪慧才智特别够用。因为这一点,他们在谈话中恒久保持着成功者的姿态。姜文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干脆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我又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萌生了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能在全部的聪慧才智都用上时,说一声:我错了。

搬起石头砸脚

1991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奥伊斯特贝小镇。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报,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争吵。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知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这部电影我看过七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看过多数电影。学雷说,似乎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肯定没有大卫·尼文的事儿。为此,姜文和马晓晴打赌,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两派。以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站在姜文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知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丢失了回奥伊斯特贝的志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我们发觉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房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知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殊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肯定得知道自己稳赢再和他抬杠。”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一个毛病: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