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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身在此山中

2008年4月29日，柏杨在台北病逝，走完89年跌宕的人生。《丑陋的中国人》等著作让他享誉华文世界，“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更确立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本刊谨转发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遇见柏杨前，他给我的印象是：文笔恣纵，外表嬉笑怒骂，而内心愤世嫉俗，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我从没料到，有一天自己和这位手持矛槊，出入人间的人物，会有任何关联。

第一次见到柏杨，他的气质沉静，举止温文，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尽管他手中一根接连一根的纸烟，隐隐地透露出内心的焦灼不宁，然而，大致说来，他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

翌晨，我到学校去，一进办公室，就赫然发觉他的一封信，没贴邮票，明显是派人送来的。短短的几句话，很令我感动。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他，这个电话拨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序幕。后来，我们每一次会面，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稿件，利用等候的片刻，不停地修改校订。看到他勤奋的一面，我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一再徘徊。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困难而又统一。”困难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历经险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旧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他直着脊梁述说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受；他用顽皮而调皮的口吻，叙述他趁隙捡取一小截烟屁股，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的故事，一小片碎玻璃，就是代用的火柴，被他珍宝般地珍藏着……这些狱中禁锢生活的一二，听得我伤心如绞，滴下泪来。有谁知道，这个倔犟、坚韧的灵魂，竟有处世天真像孩子的一面，以及一颗感情澎湃像海潮般热情的心！

那时，柏杨寄住在罗祖光先生改装过的汽车间里。生活所需品，几乎无一物无来历。罗祖光夫妇供应的家具器皿，梁上元赠的洗衣机，寒爵送来电扇，林紫耀为他装电话，陈丽真、谈开元选购的衣物……每样东西，都充溢一份深挚的情意。此外，汽车间里还有一两件深含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那是一床旧毯子，和几套颜色不相搭配，补了又补，破得不能再破的衫裤—柏杨在绿岛时所穿的囚衣，上面赫然用墨笔写着同一个号码：297。啊，那段名字被抹去的日子啊！

更深人静的夜晚，柏杨常常和我谈起他在绿岛时的生活情景：无尽的潮音，孤独地拍打崖岸的绝响。夏天太阳毒热，炙晒着溽热的囚室。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地上推送进来。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兵士的监视下，做规定40分钟的户外漫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遭到叱喝。夜晚，室友们围围着唱一首苍凉的老歌—《老黑爵》……

我们确定结婚的那段时候，柏杨常无端觉得心悸，常常要吃冷静剂。夜晚，他在梦里发出惊叫和长长的叹息，仿佛一个人被推下峭壁悬崖所发出来的无望呼喊。也有时，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梦中无端地哭泣。

就在这时，另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出现了：头痛和眼球胀痛困扰着他，我陪他到医院去检查，发觉是眼球内微血管裂开，淤血沉淀淤积。9年多来，在囚室内只有一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柏杨不停地写作，完成了三部历史探讨丛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光线微弱、过度辛苦和养分不良，损坏了他的眼睛。医生宣布说，这种症状分为四级，第四级是全盲，而柏杨已到了其次级。药物治疗的效果很有限，唯一的方法是节制看书，削减写作。

这对柏杨的打击太大了。他案上恒久积累着做不完的工作，单是历史探讨丛书的校对，就已足够使他的眼疾加重。我建议由我代劳，他说：“校对和生孩子一样，都是没有方法请人替代的。”

有人把创作比作生产。柏杨是个多产的母亲。在我们生活的天地里，柏杨最乐于厮磨其中的是书房。他常对我说：“书桌是我喜爱的地方，每次一坐在书桌前，我的心就特殊地安静。”他总是坐下来执笔就写，写倦了，从书房踱出来，自我排解地说：“我真不想写了，我想出去玩玩，悠悠然闲，多好。”话才说完，只见他又踱回书房，接着埋首伏案。

柏杨是个梁山泊英雄型的性格，看到别人遭受困难，喜爱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帮你想个方法。”“和你犯难的是谁？我去找他干。”而这种爽直、勇于担当的行为，常常把一些乡愿型、老于世故的人吓住。

曾经有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因为书籍被盗印，由她父亲出面对一家出版商求助。那天，正好柏杨也在场，登时气得跳起来，叫道：“我去找他算账。”女作家父亲的反应，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事后，我们听到这对父女对柏杨的指责是：“这个人太冲动。”

冬天早晨醒来，柏杨谈起他的童年故事：继母冷酷无情，把他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孤零零地丢在和全家人隔离、坐落在后院一间独立的空房里。每年冬天，他一双手生满了冻疮，痛痒难当，抓得溃烂，出血流脓。早晨起床，冻得直打哆嗦，一心只盼望，在那件破棉袄内，能有一套弟妹们都有的棉布衫裤。可是，寒风从四壁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