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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主张股东出资责任的案由与管辖 以上海地区司法实践为例.docx

债权人主张股东出资责任的案由与管辖 以上海地区司法实践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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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主张股东出资责任的案由与管辖以上海地区司法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阐明四个问题:

一是案由是股东出资纠纷还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二是不同案由的管辖是否都包括公司住所地;三是上海地区司法实践中倾向性做法;四是新公司法下选择哪个案由更合适。”

01问题的提出

基础案情:债权人诉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因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债权人主张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案由有两种选择,一是股东出资纠纷,二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选定案由后涉及的管辖法院不同。不论以哪个案由诉至法院,请求权基础是一样的,都是公司法关于股东有限责任、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定以及公司法解释三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

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指向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义务,而股东应出资未出资也是侵害了债权人利益,既是满足债权人代位权,也是侵权。

常见的纠纷类型涉及虚假出资、出资不足、逾期出资、出资加速到期、抽逃出资等,在案由适用上,上海地区司法实践尚未统一,本文以出资加速到期为例,观察在上海地区司法实践中法院的案由选择与管辖确定。

案由决定了管辖,不同法院不同观点,甚至同一法院观点不一。

02神仙打架,两个重要案件确定管辖的基本立场

1.?2022年3月31日上海高院确定加速到期等纠纷属于股东出资纠纷,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在(2022)沪民辖84号案件中,公司住所地(准确的说是负担基础债务的第三人公司住所地,下均简称“公司住所地”)在奉贤区,被告在普陀区,涉及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上海两基层法院对管辖问题争执不下,经中院报请上海高院裁定。

奉贤法院和普陀法院在本案中都认为涉及股东加速到期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争议点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中,公司住所地是否有管辖权。

奉贤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解释中适用公司住所地管辖的案件主要涉及公司的组织行为,如公司设立、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是侵权纠纷,不可适用公司住所地管辖规则,因侵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在普陀区,奉贤法院移送普陀法院管辖。

普陀法院认为公司住所地就是侵权行为地,因此奉贤法院有管辖权。

报请二中院指定管辖,二中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公司所在地应为侵权行为地,移送普陀法院显属不当,遂报请上海高院。

上海高院2022年3月31日裁定由奉贤法院管辖,认为“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如果股东未按规定缴纳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抽逃出资等,即可能引发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出资纠纷与诉讼,股东可能被起诉而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公司案件审理中常见的股东出资纠纷包括虚假出资纠纷、出资不足纠纷、逾期出资纠纷、出资加速到期纠纷、抽逃出资纠纷等。根据本案原告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属于出资加速到期纠纷,故本案在立案和管辖权审查阶段,案由应确定为股东出资纠纷,奉贤区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股东出资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上海高院的上述说理引自现在立案庭普遍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如果严格按照此精神理解与适用,股东出资纠纷处理各种违法出资行为并追究股东责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处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问题并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则两种案由没有重合的地方,不会有争议。

事实上,检索加速到期,更多的案由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上海法院在案由选择上有基本立场,但远未形成统一。

2.?2023年5月12日最高院确定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由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管辖,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

在(2023)最高法民辖68号案件中涉及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上海高院与江苏高院神仙打架,就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的管辖问题各不相让,争到了最高院。债权人住所地在浙江杭州,股东之一在江苏阜宁,债务人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宝山。

宝山法院认为,本案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移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层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高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因股东缴纳出资的对象为债务人公司,债务人公司作为被侵权人,其住所地即为侵权行为地。债务人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宝山区,故宝山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上海高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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