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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发与研究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
集大成者,战国末期著名的政论家。他写的《韩非子》一书,共有55
篇文章,10万余言。可以说,它是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的理论基础。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阳翟(今禹州市)人,出身
于韩国贵族。韩非幼年时,与李斯(后为秦国宰相)同是著名思想家荀况
的学生。他生来口吃,不善言谈,却善于写书。他的同学李斯自己说:
我的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的故乡韩国,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
后,成为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之一,国内新旧势力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公无前355年,韩昭侯曾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过变法,对原来“晋之
故法”有所改革,因此,韩国曾一度富强起来。但是,申不害的变法,
只讲求君主如何驾驭臣下的术(策略),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改革法规来贯
彻执行“韩之新法”。因而社会改革也就不彻底,旧势力重新上台,
使韩国逐渐由强变弱。到了韩非时代,韩国已经成了当时七国诸侯中
最弱小的国家。所谓“事秦三十余年”,实际上成了秦国的附属国。
韩非看到故乡韩国渐渐衰弱下去,曾多次上书韩王安进行变法改
革,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但韩非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被韩王采纳。韩非
痛恨国君治国不讲法制,不能使国富民强,不能好好任用贤能,反而
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于是,韩非退而著书。他对先秦时期变法改
革的历史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在总结前人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写了
《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作品十余
万言。他认为:秦国由于“奉法者强”而国强;韩国则因为“奉法者
弱”而国弱。特别是对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作了深刻地研究。他
得出的结论是“秦行商鞅而富强”(《韩非子·和氏》篇)。
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
的“势”等思想溶为一体。法、术、势“不可一无”,但“以法为
本。”在韩非看来,三者都是封建君主统治的工具。“法”是政治制
度和法令,人不分贵贱都必须遵守;“术”是国君依据法令控制官吏
的策略,用“术”把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君之手;“势”是势力、权威,
有了“势”,才能保证“法”、“术”的实行。这种思想体系是秦始
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
韩非认为,要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
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指出了中央
集权制对当时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是必要的。
韩非十分重视奖励耕战。他在《五蠹》篇里提出了“富国以农,
拒敌恃卒”的口号。韩非对战国末年出现的“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
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风气非常不满,对危害耕战的人深恶痛绝,
把这些人比做是危害国家的蛀虫。他把不从事耕战的儒生,高谈阔论
的纵横家,游侠刺客,害怕兵役的人,投机营利的商人,统称为“五
蠹”。就是五种社会害虫。他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
伍”。不管选拔文官或是武将,都要从地方官和士兵中选拔。这就否
定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
韩非还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了历史是“上帝”创造的唯心
主义观点。在韩非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是天的安排,
更不是帝王的功劳,而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韩非认为,
社会经济生活进化了,一切都应随之变化。如果到了夏后氏的时代,
还有人构木为巢,钻木取火,那一定会被当时的鲧和禹所耻笑;在殷
周时代,干旱已成为主要矛盾,还把决河排水当作第一件要事,那一
定会被汤、武所耻笑;如果现在有人赞美过去尧、舜、禹、汤、武的
政治,硬把它拿到今天来实行,那就必然会被今天的人所耻笑。所以,
圣人不按古法办事,不墨守常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制定相
应的措施。韩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宋国有个种田的人,看到
一只兔子跑过来,一头撞在田里的树桩子上死了,于是,他就放下农
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碰死的兔子。结果,当然不可能再
得到兔子,而只能被宋国的人所笑话。现在如果用古代先王的那一套
办法来统治当代的人民,就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愚蠢可笑。
当时,韩非的著述传到秦国,秦王见到他的《孤愤》、《五蠹》
等书,赞叹不已地说:“我若能见到此人并与之交谈,便死而无恨了!”
李斯说:“这几本书都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秦王因此急攻韩国。
韩王最初不用韩非的意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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