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新版.docVIP

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教的归朴返真，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崇尚，为文人的漫游、隐居，及观照、把握大自然美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气氛、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另首先，某些诗人在政治上曾有过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最终因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甚至辞官归里，躬耕田园。由于他们大都拥有田庄，具有漫游隐居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些都为进行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发明了条件。重要代表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储光曦、祖咏、裴迪等。这一诗派并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互相之间常以所作山水田园诗酬唱切磋，形成了远绍陶渊明、谢灵运，近学张九龄的清淡自然的流派特色。作品通过大量细致入微描绘自然山水，体现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发掘和开拓绚丽多姿的自然美。

进入盛唐，诗歌到达高峰，体现之一是伴随内容题材的开拓，出现了对应的诗派，每派都拥有大批高水平的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派，一是山水田园诗派，二是边塞诗派。前者重要的作家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綦毋潜、丘为等，后者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等。值得注意的是，两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有些作家两者兼善，如王维也写过诸多优秀的边塞诗，岑参也写过不少优秀的山水诗。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大多有长期的隐居经历，但有大多不甘心隐居，怀有建功立业的理想，因而在山水田园诗中常体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们彼此交往颇深，常互相唱和，其风格也颇靠近。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评：他们都“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

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某些描写这方面内容的诗句。魏晋时，完整的山水田园诗正式出现，但那时山水与田园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创作田园诗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田园生活的亲身经历，二是有闲适的归隐之情，并将这份情感化作对田园生活的一种美的体验。陶渊明此前，只有“竹林七贤”具有第一种条件，但尚未能完善第二个条件，故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田园诗。只有陶渊明，才把田园生活上升到审美的体验，写下一系列田园诗。他的诗虽有不少写景名句，但往往是为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服务，不是专为写景，故而人们习惯称他为田园诗人。山水诗兴起于南朝，那时许多士大夫以隐逸为清高，将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大自然中，形成了雅好山水的社会风气。而伴随经济文化重点的南移，南方优美的山水自然又为这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对象。再加上受玄学的影响，士族文人又喜用哲学的眼光把山水当作“以形媚道”的客体，故描写山水成为当时的习尚。先是谢灵运与谢朓崛起于前，将着眼重点从田园扩展到大自然，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后是何逊、阴铿、初唐诸人并起继作，山水诗遂牢固地占领诗坛，成为最常见的题材。初唐王绩学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但诗中写景的句子仍不多，“山水”的成分较少，隐逸的成分太浓。其后张说、张九龄创作了数量颇多的山水诗，但“田园”的成分较少，直到盛唐的王、孟才真正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开宗立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就有三：一是将山水与田园两者结合得更紧密了，亦即把隐居田园的情趣和欣赏山水的优美加以融合，丰富了意境。二是保留了陶渊明的纯朴而更趋优美，摒弃谢灵运等人的晦涩和玄言的尾巴而更趋清新，形神兼备，物我契合，致使诗意与画境相结合，名篇辐凑，俊句迭出。三是山水田园诗背后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大多数的山水田园诗人都在诗中寄托了自己崇高的情操和难言的身世之感。如常建的《江上琴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体现出极高雅的清心澄虑的思想修养。而王维的此类诗更能到达“气和容众，心静为空”（王维《裴右丞写真赞》）的“无我”之境。

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兴起有其社会基础。盛唐社会的富庶繁华，使诸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优游林下，寄情山水。王维的某些作品就是由此得来的。而漫游风气也很盛行。文人纷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各处饱览名山胜迹，广交友朋，干谒公卿，希图获得社会声誉。孟浩然的某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产物。尤其是由隐入仕成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并被视为“终南捷径”。《新唐书·卢藏用传》说：“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这更刺激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而佛教的昌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志的思维措施和体现手段。王维以佛教徒自居自不必多言，孟浩然亦云：“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当他们进入禅静之后，面对尘世外的山水田园，自然会以次为契机，进入“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语）的创作境界，这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高于前代的深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