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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

本文是在个人所写〈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一文，探究近代中国知识份子世界史理念的形成及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後现代及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中国史学如何在既有的成果上，回应这个课题，正视後现代理论所开启对「史学本质」深层而全面性的批判，希望就中国史学在有关历史的界说、史学方法及其意义的本质问题上，能有所回应。

论文扣紧「世界史视野的拓展」，在於认知世界史图像的建构，实联系着如何看待与认识自己的过去，更直接影响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与行动力。回顾近代中国引进西学过程，由於认知偏见所产生文化视野的限制，而史观及世界史图像，均强化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论述相关主题外，更认为在当代台湾这个时空立足点上，来谈论有关「世界史」这样的课题，不仅极具意义，也有着迫切性。

一、问题

经由一些相关分析，均指出「西洋史」的研究与教学在国内的困境，除了基础研究不足之外，由於缺乏主体性及认知偏见造成了文化视野的限制，而这些缺失，透过历史教育，使得问题更形严重。[1]

班雅明．艾尔曼就认为：以现今台湾如此仰赖世界贸易，而且最好的大学里拥有众多西方训练出身的博士，却对於中国之外的事物缺乏兴趣，实在令人讶异，艾尔曼更进一步指出，大陆大学的历史系反而比台湾更重视世界史。此外，如果将台湾各大学历史科系的课程结构加以比较，除开设科目雷同性甚高之外，将非常惊讶的发现，何以华文世界的大学院校历史科系课程中，需要配置这麽重的西洋史课程比例？而这样的课程结构与设计背後拥有何种思维？近百年来教育蓝图的规划者及其实践者，究竟如何看待一部人类发展史？可以肯定的是，透过历史教育，这些影响必然是广泛而深远。

对於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看法，实联系着如何看待与认识自己的过去，因此世界史观也直接影响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与行动力。回顾近代中国引进西学过程，由於认知偏见所产生文化视野的限制，而史观及世界史图像，均一再强化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论述相关主题外，也在这样的关怀里，认为身处当代台湾这个时空立足点上，谈论有关「世界史」的课题，不仅极具意义，也有着迫切性。

「世界史」的课题，不仅在於中国对「他者」的认识，更在於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认识方法，因此「使用谁的话语？」应该是论述的基础，尤其是各类後现代、殖民、後殖民、东方学、西方学论述中，似乎要更小心萨伊德所谓「共犯的异国情调」，也就是经由更精巧的论述，所连带来的文化意识再殖民。最後，文中所指「西方」，主要是泛指十九世纪以来居主流论述位置的欧美世界。

二、近代中国的「世界史」图象

晚清自设立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正式在体制内逐步引进西学，历《钦定学堂章程》及《奏定学堂章程》两次大规模教改，将西学建制化，废科举则更进一步取消了传统文化所从出的「士」阶层，造成了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结构性变迁。由於进入教育体制，使得西方文化价值更加确立在中国社会里，若说晚清以来各阶段教育制度的更张，是将西方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逐步重设在中国的一连串大翻修过程，并非过份的说法。

晚清在《奏定学堂章程》原则下，不仅开始了现代化教育行政的刍型及各层级学校系统，更藉由学堂教育的课程规划与实践，重新定义一位现代文明人或知识份子所应具备的知识内涵。可以说，晚清以来思想想界所逐渐引发有关「中学」、「旧学」或「国学」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传统「经学」的终结，而严格说来，这个「国学」是以西方论述结构试图重整中国文化价值，从实质内涵、研究方法甚至於知识的表达形式，当时各种新式学科都可以作如是观；其中，最明显的莫过於「哲学」这门新学科的引进，直到今天「中国是否可以有哲学？」仍成为议题，可见中、西两种文化价值系统差异之大，冲击之剧烈。

当张之洞等人，以「中体西用」原则增删分配课程内容时，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被归属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则列入新学。除减缩旧学内容增加西学之外，西学则居於「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的辅助位置﹐因此西学课程多具「工具性」色彩，而「西洋史」在整个西学项下，与西政、西艺成为主要的西学内容，也可见「西洋史」角色的重要。

《奏定学堂章程》是以「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作为历史教学总目标，显然西洋史教育不仅止於教导认识西方，更在於使国人了解「外国渐通中国之原委」且能「明彻今日中外大局」﹐而达到救亡图存目标，因此「民族主义」是晚清西洋史教学目标背後所隐涵的重要动力，也可见出当时教育设计者对世局及世界的认识。[10]

归纳晚清至民初知识份子所引介的西洋史，及针对个别人物如梁启超的研究，除可得知当时知识份子经由日本为中介大量引介西方知识之外，[11]对於西方历史主要是叙述「近代民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