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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两代政权都注重发展农业，大量开辟耕地，广东地区利用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开展了围海造田的高潮，工筑沙田成为珠江三角洲造田的主要形式。沙田，是指沿海濒江淤泥积成的田地，并不是指含沙质多的土地。宋代以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较为缓慢，沙田的形成主要靠自然的因素，即由三江挟带泥沙淤积而成。明清时期开发进一步加快，各河道不断淤浅，新生沙坦不断浮露，人们将浮露的沙滩加以围筑，以防止被水冲走。明代人们通过抛石、种草实行人工促淤，加快了沙田的淤涨。清代，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未成之沙上，开始了与海争田，堤围的修筑迅猛发展，沙田的开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的全盛时期。在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河岸堤围总长达二十二万零三百九十九丈，约共一百八十一条，耕地面积达万顷以上，使珠江三角洲的范围比前扩大了接近一倍。而清代从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753—1818年)，共开垦了五千三百余顷，咸丰、同治年间，又新开垦了八千顷。①沙田的扩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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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25页。

首先，沙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的人口压力。清代乾隆朝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出生的一个高峰时期，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广东的粮食日益紧缺，加上北方大量的人口不断南迁，加重了广东的粮食负担。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必然要求耕地的扩大。於是劳动人民在珠江河道的两岸和海岸的海滩上，修建堤围，将沙滩围筑起来，进行垦殖。他们还不断地向江海要田，使耕地面积逐渐增加，为农业的生产发展寻求了新的出路。其次，沙田的开发，尤其是堤围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防洪保收的目的，大片的农田免受洪水的冲击，确保了粮食的收成。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岁一收。早禾田，岁种旱粘早糯则二收。」①再次，沙田的开发，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商品化，带动了珠江三角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修建堤围的同时，推行基塘种养技术，在低洼的地方挖塘，环水筑基。他们在塘内养鱼，合理利用了塘内的水源，又在堤围上种植桑树、果树、甘蔗等经济作物，形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从而改变了单一的种植水稻的农业形态，发展了商品性的经济作物，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跃上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先进行列。

然而人们在与海争田的同时，却很少注意到这一过程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由於明清沙田开发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对环境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沙田的问题已有所研究，但他们所注重的是围海造田的有利方面，很少注意到它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下文将着重讨论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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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一、阻碍江流宣泄，造成严重水患

为了迅速得到耕地，人们想方设法对沙田进行垦殖。首先，他们将石块抛於海中，利用石块拦阻上游的泥沙，加速滩地的淤高。这种抛石筑坝聚沙的做法，通常需要花费很大的财力，因而多是富贵豪家的所为，大都是图一时之利，没有经过详细的勘察。将石坝筑在江河出海口之旁，侵占了深水道，从而阻碍了水流的流速，使泥沙淤积日多，而水道就愈来愈窄。当大雨来时，由於不能及时宣泄，於是酿成水患。「历岁既久，土结堤坚，潮不能冲沙，复壅积堤外之沙，则潜滋暗长，海边之地，复日积岁淤，沙滩愈垦而愈宽，水道则愈侵而愈狭，每遇西北两江水潦陡发，百川骤涨，即至淹没田庐，伤害民命，水之患其所由者渐矣。」①泥沙淤成之後，接着就将其圈围「预图日後报垦」②，堤围的建立，也是一种无计划的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其围筑之法有数村合筑者，有各自为筑者，有增旧筑而高厚之者，有附他围基而成者，有专护田陇者，有但卫村舍者，有村社田陇并防者……情事不一」③。这种盲目围垦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於是随意围垦酿成严重的水患。如《东莞县志》载，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番禺案犯郭进祥等在南沙乡之南兴工圈筑堤坝，约长三、四千丈，据为已有，由於其「干碍河流」，「不料本年四、五、六月三见水灾，低下田庐皆成巨浸，加之东南两江盛涨陡至，经月始消，田禾浸没，黎民阻饥」。④有人统计，有明一代，广东水患有一百六十年次，六百四十四县次，清代增加到二百四十七年次，一千一百八十六县次。⑤水患的发生当然与天灾有关，但与堤围的无计划盲目的滥修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祸害，如《桑园围志》记：「自来言治水者，为顺其自然之性，不与水争地，须宽其身，畅其流，今则偏垦沙坦侵占水道，是与水争地也，将何以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