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ppt

唐代江东犁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产业革命——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麦子熟了（一）农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二）生态农业北京留民营村生态农业系统结构简图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河南新郑石盘磨*石碾*江东犁和铁搭是两种水田整地农具，这两种水田整地农具在江南地区历史上都曾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不过在时间上差有先后。江东犁主要用于唐宋时期，而铁搭主要用于明清时期。研究唐宋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史的学者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这两种农具。有的人将江东犁视为唐宋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而铁搭则是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最近，李伯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曲辕犁与铁搭”的文章，试图改变以往人们对于这两种农具的评价。他认为，铁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江东犁，其对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甚至更大。以此作为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证据。这一说法与近来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所谓美国“加州学派”遥相呼应。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人之一彭慕兰在其所著《大歧变》（又译作《大分流》）一书中提出，在１９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从１９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我以为，江东犁和铁搭都是整地农具，其重要性是一样的，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历史上农民的选择。从学术研究来说，两者的重要性和作用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何以要去抡铁搭，而不去扶牛犁？李伯重在文章中沿引了农史学家陈恒力、游修龄等人的观点，认为江南地区土壤粘重，适宜用铁搭，而不利于用牛耕。但我我以为，技术上的不适应并不是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首先，江东犁非舶来品，它是适应江东土壤耕作需要而出现的。一项技术或工具的发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明和改进的结果。江东犁正是适应江东地区生产需要出现的，尽管它的规制、结构方面，还并非完善，还需要改进，但并不是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事实上，江东犁自发明之后，本身还在不断改进。李伯重也注意到宋代以后江南使用的耕犁在形制上与最初的江东犁有颇大的差别，但我并不认为宋代以后的耕犁只是受江东犁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新耕犁，而只是江东犁的一种改进。江东犁经过改进是可以不断适应江东农耕的，它有铁搭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集中体现便是效率，江东犁的效率来自于牛。按古人计算“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用铁搭翻地，虽然可以翻得很深，但效率很低，“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73册）。同时铁搭与耕作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耕作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人，而不铁搭。从理论上来说，铁搭的使用并不会导致江东犁的淘汰。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江东犁被铁搭所取代，原因不在于江东犁存在某种不可改进的缺陷，或是铁搭有如何的先进性，如何适应江南地区的水田耕作，根本的原因在于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在传统中国，人是最可宝贵的，养人是不计成本的，相比之下，养牛却要计算成本。牛可以不养，而人却不能不养。人长大之后可以干活，就有明末宋应星的算法，“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天工开物·乃粒·稻工》）。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而江东犁是由牛来牵引的，没有了牛，自然也就没有江东犁；农民只养人，人多力量大，铁搭就是一种人力工具，它正好可以发挥人力的作用。我以为，关键的问题不是铁搭取代了江东犁，而是人力代替了畜力。农户何以不养牛？原因在于养牛的成本太高。何以养牛的成本会变得如此之高？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有关。中国传统的农桑结构，把土地尽可能地用于衣食原料生产，以解决温饱问题，用于养人。结果是养牛的空间越来越小。养牛所需的水草难得，成本上涨，以致无力养牛。对此，我在《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发现，中国农区耕牛的放牧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过程。而它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畜牧业的萎缩使养牛成本提高，而养牛成本的提高，又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铁搭取代江东犁，便是出现在跛足农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江东犁在明清江南的出局，与江东犁本身的技术无关，只是好犁要用牛拉，没有牛最好的犁也派不上用场。唐宋时期，江东地区还有相当的耕牛数量，这是江东犁得以发明和使用的原因。明清时期，“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但这只是对大多数的农户而言，对于一些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由于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所以牛耕仍是他们的首选，只有哪些“无牛犁者以刀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