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岳：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docx

谢岳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

标签?社会抗争●谢岳

????社会抗争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综合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知识，尝试着把杂乱无章的集体行动普遍化与模式化，从历史与心理分析演变到关系与过程分析，标志着社会抗争研究的巨大进步[1]。在那些大量的解释模型中，国家与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学者们不仅由此切入，而且试图从政治角度寻找社会抗争的初始原因。他们认为，社会抗争随着政策的调整与贯彻而发生变化，政治变迁塑造了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反过来也塑造了政治[2]。中国的社会抗争事件也同样符合上述的解释路径。本文借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国家性”stateness概念[3]，从国家功能、国家能力与合法性三个基本方面简要地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原因，以此说明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在国家性与社会抗争之间建立逻辑关联的尝试，其实质是要改变流行的意向性disposition解释模型。这种模型认为，社会底层民众的素质低下和天生反抗的精神是引发大面积抗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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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抗争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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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抗争是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窗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变化都能通过社会底层的集体行动反映出来。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90年代以来这个过程全面加速，社会抗争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不过社会抗争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不能断言社会抗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经济大幅度地衰退更容易导致社会抗争的急剧增加但对中国而言，社会抗争与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要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围绕经济增长而形成的各种公共政策深刻地塑造着社会抗争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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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抗争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它的数量与规模。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增加了4倍多[4]。2005年，社会抗争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总共发生了8.7万起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30%多，平均每天近250[5]。在这些庞大的抗争事件当中，万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社会抗争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各行业从地理分布上看，社会抗争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不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农村还是城市，不同程度的抗争时有发生。与此相对应，社会抗争的参与主体呈多样化特点，涉及到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个体业主、退伍军人、退休人员、教师、学生等各阶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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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抗争过程中，集体暴力的程度在加强。作者从一个全国性媒体机构抽样了316份上访信件，其中一半以上的访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暴力伤害。在大规模的抗争事件的报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十分普遍的集体暴力现象。在这些集体暴力中，有的是由抗议者发起的，例如，在广西“计划生育”风暴中，围攻乡政府的农民殴打计生干部、烧毁车辆、砸毁政府办公设施有的集体暴力事件是由政府发起的，在许多事件中，抗议者和他们的财产是政府实施暴力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打伤甚至被打死，有时毁坏抗议者的私有财产。以广西“计划生育”风暴为例，在农民抗议前与抗议后，其房屋与其他财产成为政府袭击的目标。集体暴力既是大规模社会抗争的原因，同样也是社会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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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抗争经常演变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中国社会抗争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有学者以中国中部省份为调查对象得出结论，认为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抗争从1998年以来已进入了“有组织抗争”阶段[6]。这个结论有夸大事实之嫌。虽然我们可以零星地发现具有相互协同的集体行动，但这些事件大多是地方性的和狭隘性的，并不具有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模式化的特点[7]。从表面上看，社会抗争的重要形式仍然是欧博文与李连江所说的“依法抗争”Rightful?Resistance，抗议者大多通过上访表达诉求[8]。

即使出现一些有组织的抗争包括围攻政府，这些事件也主要是封闭型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集体行动，跨地区、跨阶层的集体行动非常罕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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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程度限制了社会抗争的水平，降低了相互协同的程度，因此难以形成以政治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基本上都属于非政治性对抗。各种社会抗争都以行动者具体的诉求为目标，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问题与“事件”解决之后，集体行动也就宣告结束，因此，公共的与政治的诉求在中国社会仍然很缺乏。这种情况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政治诉求的抗争基础。事实上，以政治为目标的抗争之所以缺席，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非常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