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探析的国内外文献综述4500字】.docx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抑制技术创新

新古典学派考虑到环境优化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但是它是以厂商牺牲其超额利润作为代价，从而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下降，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昂贵的监管“假说，有诸多文献从静态角度出发，假定企业技术水平、生产过程不变，从而展开相关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一定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ZhaoX等(2016)研究区域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影响，认为虽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弱正向效应，但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环境监管本身带来的损失。REF_Ref31963\r\h[5]

徐彦坤和祁毓（2017）发现，由于环境调控政策的推行，未达到标准的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所降低。而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资本密度较高的公司，则可能会因环境管制而遭受负面的影响，但由于产业竞争的存在，其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REF_Ref20248\r\h[6]

LeeuwenGV等(2013)的研究只能得出弱波特假说的结论，而无法得出任何关于强波特假说的结论，其研究中唯一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直接贡献的生态投资——生态RD，并不受环境法规的影响。REF_Ref416\r\h[7]

SinnHW是从供给侧的视角提出了关于“绿色悖论“的观点，他认为诸如环境方面的政策以及策略的实施会使得能源出现加快开发现状，使温室废气快速排放，也就是说环境法规并没有给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相应的合理的环保约束。他认为环境规制只是降低了碳需求量，并非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减缓温室效应REF_Ref32358\r\h[8]。

赵细康(2006)认为传统观点的控制效应一般从两个地方体现，一个是环境规制加大了企业对环保的投资，因此挤占了一部分其他研发活动的资金；另一点在于环境规制给中小企业施加的额外条件会使其生产、销售、管理等活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REF_Ref19114\r\h[9]。

环境规制之所以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各种额外的成本相对较大，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费用开支，还挤占消耗了企业原有投入的研究开发资金，反而大大压制了企业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同时该企业通过创新活动所能取得的各种“补偿效应”实际上也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地来补偿其在前期的由于受到环境的严格的规制所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Hancevic（2016）通过研究美国酸雨项目的影响，即二氧化硫管制的投入和产出，发现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REF_Ref19300\r\h[10]。Wang等(2020)对我国37个工业方面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气规制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限制作用。REF_Ref14908\r\h[11]

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1991）指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帮助公司不断地实现创新，这和传统经济学强调的环境规制的成本占很多企业收益所不同。波特假说还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完全可以共同达到互利双赢的。另一方面，合理有效的生产环境和规制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企业持续改进生产制造管理技术流程和持续优化生产资源配置；但是，这种“补偿效应”未必能够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REF_Ref10026\r\h[12]

波特假说对“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总结。在环境管制政策下，中小企业通过主动研发、提高技术水平，以获取或保持竞争优势，使企业获利大幅增加。企业的持续发展将逐步获得国家的认同，从而获得政策的扶持和激励，从而获得一些利益。随着社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境友好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受欢迎，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

郭进学者指出比起环境行政处罚与制定地方性规章而言，征收排污费比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收支更为合理，进而得出财税费等市场调控类的环境规制工具更加适合我国国情，以此为基础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示出的门槛效应由小至大，很好地找到了“波特假说“的中国证据，并支持了“波特假说”。REF_Ref27127\r\h[13]

Xie(2017)采用2000-2012年期间的面板阈值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表明命令和控制以及基于市场的监管都与“绿色”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且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发现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波特假说”。张倩(2015)分析发现，不论将环境管制作为外生还是将其内生纳入考量，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创新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REF_Ref3473\r\h[14]

“U”型理论

刘伟学者采用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结合不同行业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