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认定现状分析1800字 .docx

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认定现状分析综述

1.1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难以认定

1.1.1具体犯罪事实难以全部厘清

首先，因为电子的证据通常会被人为的损坏，所以电信诈骗的刑事案件通常很难识别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其次，在诈骗类案件中，受害人被犯罪分子虚构和伪造的事实所欺骗，通常只有在诈骗行为发生之后才知道被骗的事实，所以支付了钱财。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更是如此，受害人很难提供有关犯罪的过程和手段的有效信息，而与此同时，抓捕到一些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之后，他们拒绝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审问，这使得犯罪嫌疑人因为没有口供而很难明确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过程，诈骗的具体数额和受害人的具体人数等案件事实，对司法机关的检察工作和审判工作造成很大的阻碍。由于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他们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厘清犯罪事实，更难以进行接下来的司法认定工作。

1.1.2获取证据中的司法认定难度大

与传统诈骗案件不同的是，电信诈骗案件的证据相对较少，例如直接可以证明的证据或者实物证据，该种类型案件的定罪和判刑更多依靠电子证据。在此类的案件中，与案件有关的的电子证据通常具有隐蔽性强，容易被犯罪分子保护和损坏的特点。对于电信诈骗案件，团伙中的技术人员经常会清理网络数据记录，这使得公安机关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恢复获取的作案证据。所以，导致在案件审判时，此类电子数据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和证据。而且，在电信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从受害人的账户中获取非法的钱财后，诈骗组织会有专门的取款人进行取钱，把数额较大的非法所得用银行转账等手段转入多个银行账号中，并将钱财占为己有，这导致涉案金额无法具体认定。尤其是在涉及到每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很难获取涉案钱财转移的具体信息。与传统证据的获取和认定相比，由于电信诈骗犯罪通常是团伙作案，人数比较多而且分布广，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对于目前来说难以防止犯罪分子串通供词并获得更好的口头证据。由于诈骗款的流动性强而且难以获取具体数额，以及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的性质，导致案件的具体情况很难掌控，证据的获取也存在很大的难度，这种现状也使电信诈骗案件中

的一些具体行为在司法认定时产生争议和影响认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后文会详细论述。

1.2电信诈骗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1.2.1主从犯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电信诈骗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首要分子是负责组织、策划和指挥整个犯罪团伙的人，但是从很多电信诈骗的司法案例中来看，事实上起到指挥和组织作用的，往往不是犯罪团伙中的首要分子，而是一些诈骗团伙中的“中层”人员，各个负责人之间分别在各个环节中承担不同的责任。而且，在很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犯罪团伙的主要实施者和操纵者通常是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指挥，并在公安机关对该犯罪团伙实施抓捕后快速藏起来，导致只能抓捕到一部分主犯和其他犯罪分子，所以对犯罪中主要操控的首要分子以及其他主犯和从犯的认定也存在争议。因为电信诈骗犯罪主犯主要进行远程操控，由其他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特殊性，导致无法明确主从犯的认定标准，各学者的意见也难以统一。

1.2.2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不统一

对于电信诈骗犯罪而言，在受害人将钱款汇入犯罪分子指定的账户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提取诈骗款。

首先，关于帮助取款行为的性质认定方面的问题，例如A明知他所取的钱款是由于诈骗行为获得的，为了获取报酬，他仍选择帮助取款，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这一行为的罪名认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明知是诈骗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取款，这个行为发生在诈骗既遂之后，也就是受害人打款后，那么就应当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帮助取款行为发生在受害人打款之前，应当构成诈骗共犯；如果在明知是诈骗款的情况下，在第一次取款之后帮助取款人与主要实施者达成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那么实行者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共犯。但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导致在认定的时候各个学者的观点不统一。

其次，关于事前通谋的认定问题，按照《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中的规定实施帮助取款行为的，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明确取款人和犯罪分子之间是否存在事前通谋。如果发生了事前通谋或者事中通谋任何一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定为诈骗共犯。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第三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