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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繁星》的审美解读

是中国小诗的奠基人，《星》是冰心的第一部小诗集，也是中国小诗的奠基作，收入诗人一九一九年冬至一九二一年秋所写小诗一百六十四首，最初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后结集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冰心后来出版另一部小诗集《春水》，但《春水》不如《星》诗的意味浓，当然也不如《星》影响大。所以，《星》是冰心小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小诗的最初之作，更是中国小诗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之作。

《春水》中有和《星》一脉相承的诗质，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春水》创作于一九二二年，“五四”高潮已过，面对严峻的现实，诗人更多表现人生痛苦的哀歌，同时也讴歌了许多的先驱者。所以，现实的色彩比较浓烈。在这一点上，《春水》和冰心的问题有着共同之处。但是，《春水》中的现实性没有更好地融入艺术性，因而它的诗味没有《星》浓。冰心是新文化运动之子，初写《星》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星》中表现的冰心既受时代情绪的感染，又和时代的氛围不完全相融。说其受时代情绪的感染，是指西方思潮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对冰心生活和创作的影响，也包括日本小诗、印度泰戈尔诗对冰心的影响;说其和时代的氛围不完全相融，是指“五四”时期张扬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追求一种狂飙突进的气势，而《星》洋溢着一种爱与美、温柔与和谐的气氛。有意思的是，反封建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在冰心同时期创作的问题小说中有一定的表现。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冰心有意成为小说家，而无意成为诗人。有意成为小说家的冰心自觉和时代的精神合拍，无意成为诗人的冰心记录自己刹那间的意绪，表现零碎的思想，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然而正是这一自然而然的行为无形中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自然规律。这是一种真的艺术。或许可以这样说，《星》中的意绪更是冰心心灵深处真实的意绪，《星》中的冰心更贴近真实的冰心。《星》更能体现冰心的艺术个性。

冰心创作《星》时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体现在《星》中。与大自然的和谐，意境的营造，短小精悍的形式等都是鲜明的艺术表征。如果说，问题小说显现了冰心和研究会高扬“为人生而艺术”创作主张的一致性，那么，《星》则显现了冰心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星》与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和艺术联系。冰心和、、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冰心的创作方法属于一种“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①。

《星》高扬“爱的哲学”，呼唤宇宙的和谐。诗人在“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含蓄中品尝着回忆的甜蜜，建构如花似画的诗的世界，带我们走进五彩缤纷的情感天空，感受和领略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精彩。诚如冰心译泰戈尔诗《吉檀迦利》中的一段生命体验：

但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星》是冰心满斟的生命之杯，等待着读者慢慢地、细细地品味。

回忆的甜蜜。冰心的《星》充溢着一种丝丝甜甜的滋味，但这种甜不是浓浓的甘甜，而是伴随着微笑的泪水，些微的痛苦，隐隐的烦恼和淡淡的哀愁。它不是在对现实的直接观照实现的，而是在回忆中，在与宇宙的对话中实现的。回忆童年，眷恋童贞，已构成《星》的基本格调。

回忆中的甜蜜在诗人对童年精致的叙述中缓缓地从文本中流淌出来。《星·二》写道：“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童年是真，是梦，是真与梦的交融，是值得回忆的一切美好：故乡的海波，飞溅的浪花，从前和现在一滴一滴地敲她心弦的盘石;海波，山影，灿烂的晚，悲壮的喇叭，都是她时常想到的但现在担心疏远的儿时朋友;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窗外的桂花，一年一度总能引起她美好的回忆。儿时的情，儿时的景，一切都在甜蜜的回忆中。正如二十年代的批评家评论得那样：“《星》里的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②

然而，童年又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也就是说，回忆的甜蜜伴着淡淡的失落的哀愁。童年是一片欢歌笑语，而回忆童年就意味着和童年有了时间的距离，童年已经成为过去式。如果现在还有着童年般的快乐，那就不会感到童年是如此甜蜜。“含泪的微笑”是因为青年成长的烦恼，也是因为成人世界的烦恼。冰心在诗中挥洒着她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抒写着青年人“温柔的烦闷”：“青年人呵!/你要和老年人比起来，/就知道你的烦闷，/是温柔的。”(《星·一一〇》)世界在小孩子、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眼中是不同的世界，留下的是不同的感觉。老年人面对世界流泪、叹息，感到世界的无味，不忍回忆已经过的事情;小孩子面对世界又唱又跳，感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