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史书的概况.docx

引言

所谓的官修书就是由官府主持编撰、翻译的图书。具体来说，“官”是指官方，由官方提倡、官方出资、官方参与、官方善后，其中官方提倡是指整部书的由来，是由最高统治者或者地方长官决定编纂，甚至由他们来撰写计划，之后再任命人员来撰写此书。

一、宋代官修史书的文献类型及文献来源

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宋代史书的数量，不论部数还是卷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高峰，其增长速度，为前代所无，亦为此后元明清三代所不及。

《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今后中书门下应有国家裁制之事，及帝王宣谕之言，合书史册者，宜令参知政事李昉旋抄录，遂季送史馆，以凭修撰日历。”

宋代修史，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档案由不同的修史机构负责，宋代的官方档案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等，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方档案，宋代官修书还包括国史、实录、正史、方志、宝训、圣政、玉牒、法典等众多类别。

宋代史官在撰修实录时，除了有日历、时政记、起居注等，还将自己的见闻作为史料依据。基于实录的特殊史料价值及其在官修史书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宋代历任统治者对实录的修撰都极为重视，围绕材料取舍是否得当、人物臧否是否合宜等问题使得实录一再重修。

宋代国史指的是在广泛征集史料基础上修成的纪传体正史，其史料来源从大的方面来说，与实录相同，实录的史料选择及其修撰成果，实际上构成了国史修撰的基础，但是国史的修撰却并不以实录内容为限。宋代国史的编撰是宋代官修史书的一大特色，国史位于史书链的最顶端，以其他史书为基础编修而成，“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趋成”。

数量如此庞大的史书种类，其文献来源却大同小异。实录的卷数要比日历的卷数少得多。其大致比例是：日历与实录之比是三比一，实录与国史之比不到二比一，这从侧面看出日历看作史料之总汇、实录和国史看作修撰之史书。宋代从修记注到日历，继之以实录、正史，后一种书以前一种史书为基础，但取材并不限于前一种史书。

二、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内容开始于战国时期，历经五代，历经十六代，历时1362年，最终成为一部294卷的书。《资治通鉴》是中国著名的通史著作。其编撰方法、史料丰富、研究详实、文字简练、评说全面，都是无与伦比的。

《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是由宋神宗钦定的，取意于“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是指有助于治理国家，“通”说明此书的内容涵盖古今，“鉴”则有借鉴的意思。“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不仅是书名的来源，也是司马光编纂此书的指导思想。

宋英宗三年，司马光将《同治》呈给皇帝审阅。英宗希望司马光继续完善这本书，并允许他在崇文书院设立书店，对于参与修书的考生，宋英宗也给予了很大的自主权和优惠待遇。司马光可以选择自己的人员，“允许借《龙图》、《天章阁》、《李观》、《秘阁》等书”作为修书资料的来源。

《资治通鉴》的修书活动，在官方倡导、官方出资、官方提供修书材料的支持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真才实学和志同道合是司马光选择编辑人员时的两个重要原则。编写两汉部分的刘攽有“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的优势；编写唐代部分的范祖禹则是“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修书过程中选取的人员正是《资质通鉴》中，所提到的“各取所长”的人才选用标准的体现。

在编写《资治通鉴》过程中，参与编修的人员分工合作，史记、前后汉部分由刘贡甫负责，刘道原负责撰写三国到隋朝的部分，范纯甫则负责唐讫五代的部分。

在搜集资料到定稿的编辑过程中，司马光研究创造了“三步编撰法”和“考异法”两种编辑方法，为编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整个编辑过程共分为三大步：首先对史料进行编排，按年月日事目的方式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排序整理，注明来源，这一步骤称之为《丛目》，在整理过程中，只要是与资料相关的，就要进行标注，“过多不害”。

第二步则是对《丛目》中整理好的史料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处理，对史料进行分析鉴别，考证异同，适当进行取舍，“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对文章的表达进行润色，所形成的第二稿为《长编》。

“三步编撰法”中的前两步，都是由范祖禹、刘攽等人负责，而司马光进行最后一步的删减、考订、加工润色工作，整部书共经历了九次删改，保证了《资治通鉴》的体例与行文风格的一致性。

《资质通鉴》记载：“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考异法”是司马光在考证史料时独创的又一种编辑方法。五代是一个政权交替十分频繁的历史时期，频繁的交战使得五代时期的史料大多缺失，《资治通鉴》在收集关于五代部分的史料时，就出现了同一史实在不同的史料中说法不一的状况。

司马光对不同的史料，哪怕所收集的史料中只存在细微差别，都会经过反复考证取舍，将史料汇总进行对比，选取最为可信的资料编入书中，并且在考证史料时，不盲目信奉正史，以实录为主。

与此同时，针对没有编入《资治通鉴》的史料，司马光将其汇集成册，并记录未选入的原因，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