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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6篇

第一篇：

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很多，而且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这些理论是正确无误的，而中国学者们并不觉得他们研究的对，但又不能说服他们。那么，他们的研究到底对不对？

倘若外国学者只是研究本民族的文化，还有些对路，当然也不乏偏差；倘若他们研究外族的文化，就有些隔靴搔痒的意思了，尤其是研究古典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更是摸不着头脑。他们会带有很强烈的民族偏见，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是最先进的，而中国文化比较落后。倘若回到古代，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认为只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是经典，才是可信的。即便到了现在，很多国人仍然自恋自大，认为只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是最好的。可是，睁眼看世界，我们会发现外国人的文化并不是那么低级，甚至还很先进。看看周围人穿的衣服，就知道外国的服饰文化影响有多么深了，再看看医院的医疗系统，大多都成了西医系统，也就知道外国的医疗文化影响有多么深了。

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并不在少数，大多抱有一定的目的，也有一定的价值观影响。他们并不会认为中国的文化就一定先进，尤其是古典文化，研究起来，自以为得到了好的素材，因为他们的祖先层曾经从中国抢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而且陈列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博物馆里，可以供游人瞻仰，也可以供学者们研究。仅仅从敦煌莫高窟抢走的文物就有很多，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卢浮宫，还有日本的博物馆里，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种耻辱，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据为己有的标志。无疑，抢走的大多是珍贵的东西，留下的大多是残卷。就好像吃饭，人家抢着吃了大鱼大肉，剩下的都是残羹冷炙。不过，吃了大鱼大肉的不一定能消化得了，而吃了残羹冷炙的不一定吃不饱。中国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国内研究敦煌学的学者拿着缩微相机到外国的博物馆里拍下一些文物的照片，拍下经卷上的文字，回来搞研究，结合剩下的残卷，居然弄出了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敦煌学。而外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们却不得要领，即便占有了好的资料，也大多“水土不服”，不能和中国古代历史相结合，也不能用文物和史料实现互证。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也在研究外国文化，似乎都有着一定的局限。学者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学术偏见，而不会公允地说话，搞研究。他们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是什么，然后找资料来验证，而不是带有对自己观点的怀疑，也不会多看一些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资料。于是，研究起来顺风顺水，因为已经摒除了和自己意见想反的资料，等于闭目塞听，最终形成“皇皇巨著”，算是写成了，甚至直接当成博士论文或学者评职称的论文。其实，只是一种个人偏见，和中国文化的根底不同，甚至大差大离。试想，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是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倘若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也是不得要领的，需要回到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为背景的文化层面，看到政治权力和神权的交互作用，才能大体知道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倘若只是认为当代必然胜过古代，当代人一定比古人更聪明，也一定比古人更懂得享受生活，就一定错上加错了。

古人并非不不聪明，也并非不懂得享受生活。只是老子说的清静无为就让后代人向往，就更别提诸子百家中其他的学问家了。不管是老子还是孔子，提出的很多理论都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理论。尤其是老子的大道无形，大音希声等，都成了外国人难以理解的理念。对于我们本土学者来说，这种理念并不难理解，有着超越世俗功利的意思，可以让人的心灵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不是随便说说。北美汉学家研究注重中国文化中的奇异因子，注重审美价值，最终弄成了奇语或奇学，即是一种与我们本土现成学术规范不同的奇异的“他者话语”。这奇语可能会向本土学术正语发出挑战，让我们一时难以实行，难觉舒服。但我们本土学者有自信的心态，有自主研究的方向和实际行动，具备平静地吐纳任何奇异他者的胸怀和健全心智，也就不怕他们乱研究一气了。我们的学者充分相信本土话语的生命力，相信研究对新变化的调整和变革能力，却不会对外国学者的奇语感到担忧和恐惧，更不会倒戈投降。虽然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外国一些学者具备话语权，但我们本土学者并非那么容易缴械投降的，而是有自己的学术操守，也有自己贴合民族发展和历史发展的文化研究。

刘勰说：“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海外的学者研究大多有些“奇”的意思，但也可以通“正”，可以与中国本土学术文化沟通，和中国学者沟通，获得很大的进步。倘若只是以拥有话语权的傲慢对待中国学者，任意搞一些想当然的研究，就真的误入歧途，不得要领了。

第二篇：

何为世界中国学？

世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在西方，研究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就出现了汉学研究，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到20世纪中叶以后，汉学逐渐被“中国学”所涵盖，扩展至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运作、经济政策、科学技术、外交战略、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