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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May.2024/No.3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刘仁琦

［摘要］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

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

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

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

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

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关键词]］法的安定性;刑事再审；既判力；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事由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我们应当对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启动理由、运行程序等

内容的修改给予充分关注。一般认为,再审程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或裁定，因发现且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而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的程序。”①就价值定位而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被视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纠

错程序，对于生效判决、裁定的实质性错误“有错必纠”，并不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

告人利益”。现行法律规定虽然有利于追惩犯罪，但破坏了法的安定性，不利于维护法的权威性。我

国现有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并未涉及与既判力有关的“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等基本原则，

理论上关于刑事裁判既判力的研究成果也并未被立法吸纳,这与我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公约》（ICCPR)第14条第7项“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的内容及精神相去甚远。藉由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构建“禁

止不利于被告人启动规则”，以限制再审程序启动的恣意。

一、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理由存在的问题

观察《刑事诉讼法》历史沿革可以发现，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

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1979年《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以申诉权、启动决定主体、审理方

刘仁琦，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安710122）。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刑法修正视野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20BFX096）、“义乌研究院”2023年度课题““三查融合’机制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下建林、桂梦美：《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困境与出路》，《法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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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三个条文的规定，奠定了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样态；而后《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的

修改主要集中于审理方式、诉讼期间、申诉主体范围等方面，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分别

增加了关于“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诉讼期间等两个条文的规定，还同时限缩了申诉主体

范围,并规定了检察院抗诉情形的案件审理方式，但并没有对本质内容进行修改；再如，对于再审程

序启动的条件，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有所涉及，新增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

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国学者就曾指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国家之间

存在一种刑事法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被告人以一已之单薄

力量，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如果允许国家反复努力，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定罪处刑，则必将使该公民

陷于精神上的窘迫、时间与金钱上的消耗以及人格上的严重折磨,使其处于持续的忧虑与危险之中。

这样，往往即使是无辜者也极有可能被定罪。”①而直到现在，无论从刑事司法的精密度角度，还是从

法律规范的科学化角度，抑或是实践操作的效果角度而言，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都不尽人意。

总体而言，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启动较为任意。首先，就决定主体而言，刑事再审启动权由司

法机关“独享”。虽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享有审判监

督的申诉权，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