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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

【内容提要】《》所存录的商周二代的表现出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审美观念。殷商人宗教思想的帝、祖合一，隆祭祀、狂热迷信与尚力、尚武的风格相一致。周人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与祖分立，以“德”释天命，又以“礼”节制祭祀活动，理性化色彩加重，在祭天帝、祖先的同时更重现实和人事。诗歌风格也呈现出温柔敦厚和中和之美的特点。孔子整理《诗经》，不语怪力乱神，重雅正，反怪奇，对中国传统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诗经商周宗教审美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存录的诗歌最早产生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中后期(注：关于《诗经》中产生年代最早诗篇的认定，关键在于《商颂》产生年代的确定。于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二说：其一，产生于商朝中后期的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其二，产生于西周初年的公元前十世纪。本文从前一说。参阅杨公先生《商颂考》，见《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最晚产生于公元前599年的春秋中叶，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着中国上古两个重要的王朝——商朝和周朝的作品，而由商朝到周朝的过渡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包括宗教思想发生了最深刻变化的时期。对这段历史的考索，研究者除了注意《尚书》之类的政治文诰之外，也对《诗经》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诗经》不仅是表现生活、抒发感情的，而且还是记录着历史变迁、政治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化发展的历史文献。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即包含《诗经》在内。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历史的研究对文化发展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诗经》宗教思想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既可为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对其它典章制度文献作重要的补充;同时又是鲜活生动的材料，可以向后人生动地解说在上古时期，宗教对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乃至审美意识是怎样渗透和影响的。

一

商朝是中国有文字流传的最早的历史时期。从今天所见的甲骨卜辞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商人的宗教观念。宗教观念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异己力量的崇拜，经过万物有灵观念阶段而逐渐分化，随着社会关系中对抗力量的变化，一元神的崇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人的宗教思想带有很浓的原始宗教意味，从甲骨卜辞中无处不在的“帝”“上帝”等字眼来看，商代正是一元神宗教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统率着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等其他神灵，它还是人间王公的父、祖。祖宗与天帝合一的观念是殷商时代最重要的宗教观念，这在商代中后期的典籍中仍有充分的显示。当时无论是“国之大事”，还是日常生活，都要取决于这个神的旨意。《尚书》的《汤誓》和《盘庚》等篇都是当时大事的追述，那里边反映着宗教观念怎样支配政治行为。

殷甲骨卜辞显示，商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占卜、农业、战争、治病、祭祀等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请示上帝鬼神，来决定行动的吉凶可否。在商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是万能的，能够决定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的一切。只有取悦、求助于上帝，由上帝安排方能免遭灾难。人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重神道、轻人事是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与此相联系则是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这些我们都可在《诗经》的《商颂》中得到印证。

《商颂》共有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从这五首诗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商人宗教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商人追溯本民族始祖时表现出的祖帝一元神崇拜观念。《玄鸟》与《长发》两诗都讲到殷商民族的起源：前者开篇即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自然是远古图腾崇拜意识的遗留，同时也是商人祖帝合一观念的反映。《长发》则直言“帝立子生商”。

第二：商人祭祀场面的隆重与礼仪风俗的特点。《那》与《烈祖》都没有提到具体的祭祀对象，前者着重表现各种乐器的合奏齐鸣，写出场景的壮观;后者则反复祈神灵降临。两诗恰表现了商人祭礼尚声的特征。《礼记·郊特牲》谓：“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三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说的正是这种祭祀风俗。

第三：商人宗教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暴力色彩。三十年代郑振铎在《汤篇》追索人祭现象时已注意到殷商宗教祭祀中有“蛮性的遗留”(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卜辞中有“伐”、“伐芊”的记载，《尚书》的《商书》数篇也表现了殷人的这一特征。

与殷商人狂热的宗教情绪相一致，商人的诗歌也充满了对吞并战争的种种野蛮、凶残、恐怖、威力、勇武的歌颂和夸扬。如《商颂·长发》描写征伐海外的功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长发》诗中描写了武王伐灭夏的勇武：

武王载，有虔秉。如火烈烈，则莫我敢。

苞有三，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夏。

诗中对自己以武力统一天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