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专题讲座.pptVIP

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第一，语言性是诠释学对象的规定性。如前所述，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立场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凸显了历史和传统在理解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阐明了效果历史和意义创生之间的关联。那么，历史和传统又是如何进入当代实现其影响的呢?伽达默尔认为是借助于语言，语言成为沟通过去和现在、作者和读者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性和理解之间的本质关系首先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的，即流传物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最好的解释对象就是具有语言性的东西。”流传物的本质以语言性为标志这一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流传物就不能看做过去的残留物，而应该看做过去向我们的一种递交和诉说，这样，读者理解和解释流传物(主要是文字流传物)的过程，也就可以合理地看做读者借助于语言与作者展开的“对话”过程。理解也不再是主体把握客体的认识方式，而是一种在主体间(读者和作者间)交互作用中展外的生存方式。而且，由于流传物的语言性特征，我们在理解中得以突破流传物本有的那种有限的和暂时的规定性，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跨越时空的视界融合。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第二，语言性也是诠释学过程的规定性。伽达默尔指出：“不仅是流传物这种优越的理解对象是具有语言性的——就是理解本身也同语言性有着根本的联系；”伽达默尔从理解与解释相统一的立场出发，认为理解已经是一种解释，因为它构造了文本的意见得以起作用的诠释学视域。在解释过程中，为了使文本的意见得到呈现，就必须把这种意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即把它置于同我们得以进行语言活动的整个可能意见的关系中。所以，要求人们在理解中排除自己的概念而只在被理解时代的概念中进行思维，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理解本体论视野中的解释，恰恰在于让自己的前概念发生作用，从而使本文的意思真正为我们表述出来。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本或书籍，如果不以其他人也能理解的语言说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说话。既然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在读者与文本(以及作者)之间展开的对话过程，那么它就必然要顾及到说话者和听话音双方，任何一方的自说自话都无法达成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过程乃是在语言媒介的作用下发生的“对所说的东西进行同化的过程”，或者说，它也是在语言媒介的作用下实现的读者与文本、作者间的“视界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C、理解的应用性诠释学中的应用问题不是伽达默尔最早提出来的，在局部诠释学发展时期，圣经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都涉及到了应用问题。但是，局部诠释学视野中的应用，不过是在领悟神圣文本(比如《圣经》或《罗马法典》)的意义之后，进一步依照这种领悟来规范自我或他人生活的过程，所以它实际上发生在理解之后。尽管不能说应用与理解被分割开来，但应用游离在理解过程之外是显而易见的。（1）、诠释学的起源：局部(特殊)诠释学的发展除此之外，早期法律诠释学的发展包为一般诠释学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在西方古代早期，宗教和法律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法律的最初形式乃是宗教的戒律。比如“摩西五经”被视为来自天国的上帝的旨意，同时也成为规范世俗生活的戒律，起着法律的作用。只是到了罗马时期，才在宗教戒律之外并以之为指导、制定了大量专门的世俗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Ⅰ，483—565)制定的《罗马法典》。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罗马法典》为诠释对象的早期法律诠释学。在中世纪，法律诠释学的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恢复罗马时期的法律文献，并确定其意义；其二，是罗马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按照伽达默尔的分析，法律诠释学“起着补充法律的独断作用”、它“可以在已制定的法律的普遍性和个别事件的具体性之间弥补那无法取消的空隙”，而且法律诠释学的发展还表明“理解的解释的问题与应用的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2）、一般诠释学的诞生和发展正像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直到18世纪为止，从神学和语文学里成长起来的诠释学学科仍是片断零碎的，只服务于说教的目的”。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施莱尔马赫的努力下，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出现。从此，“注释学不仅成为神学的基础，而且是一切历史精神科学的基础”。（2）、一般诠释学的诞生和发展施莱尔马赫是德国神学家、语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在诠释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1805和1809／18l0年箴言》、《1809／1810年诠释学手稿》和《1819年诠释学讲演纲要》等。作为一个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长期遭到湮没，只是通过狄尔泰富有影响的著作却唤起了人们对他的诠释学思想的注意，但施菜尔马赫作为诠释学之父的重新发现，还要归功于当代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一GeorgGadmer)及其弟子基默勒(HenzKimmerle，生卒年月不详)。前者阐发了他在诠释学发展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