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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

作者：刘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

也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原典、中华后世文化的原动力。本文从诸子思想学说的内容以及诸子思

想的内在依据上阐发了先秦诸子成为中华文化原典的原因。

关键词：轴心时代；先秦诸子；思想元典；内在依据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76-04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也被认

为是中华文化的原典、中华后世文化的原动力。以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面对着未来生活，

悟性依旧回味着过去。在诸子思想的超时代、超主题性下，以获取前进的动力。

一、“轴心时代”的提出与先秦诸子的学说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

的了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世界历史、人

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精神有重大突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不平常的事

件”。在印度产生了从《奥义书》到佛陀的众多学派。在西方产生了古希腊的一批哲学家，如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以及以色列的先知。在中国是以儒

道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且世界各地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即人们开始用理智的

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它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决定了后世不同名族的文化形态、

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

而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

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

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

层次之高，则是从未有过的。

中国金岳霖先生在40年代初发表的《论道》中曾经提出过类似观点，他认为每一个文化区

都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个中坚思想有它的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世界三大文化区，

各有它们的中坚思想，而在它们的中坚思想中有它们最崇高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的

中坚思想似乎是儒道墨兼而有之，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与情感方面最崇高的最基本的

原动力似乎也是道。

据此，可以说“轴心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历史飞跃。人类证明自己有能力

从精神上将自己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

从此人类自觉地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不论雅斯贝尔斯的“周新时代”，还是帕森思得“哲学的突破”，或金岳霖的学说，其共

同点：首先，他们摆脱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偏见，把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置于同西方文化

相等的地位，东西并无优劣之分，只是性质有别。其次，这些地区的文化虽然各有自己的中坚

思想，中国是道，印度是梵或涅槃，希腊是Logos,以色列是上帝。但都是对人与宇宙关系的思

考，对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本原问题的探求。第三，轴心时代所形

成的中坚思想为以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崇高的概念和最根本的原动力，这是人类的精神的家

园和文化的起源。

反观中国相同时期的诸子百家，其学说的提出确实也正好印证了“轴心时代”等所提出的

理论。

（一）诸子百家开始关注社会人生问题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凡近于人事论之道术学说，无非所以解决当时之患难，

俾社会国家渐进于理想。诸子学说，除晚出名家外，多半属于人事论，故方术不同，皆思所以

救世之弊。”

儒家学说之创始人孔子，生当礼崩乐坏、名分紊乱的时代，其一生之理想皆为恢复尧、舜、

禹、文王时期的礼乐时代，如《泰伯》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

之。”因此，出于正名分、明等级、救时弊的需要，他主张以“礼”治国，如《论语》中论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

可行也。”主张以“礼”为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将

“仁”、“忠”、“义”等精神学说注入“礼”“乐”形式中，使得“礼”存在于社会网络中

的各个方面。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开后世忧国忧民的思想。

道家之“老庄学说”却反以儒家之积极态度，改以“无为而治”来治国家，也以消极避世

之途径而寻求自己心灵上的自由，如庄子《逍遥游》提出“无己”、“无功”、“无名”以达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