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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主题研讨发言：打好有效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组合拳”

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主题研讨发言：打好有效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组合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深入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障碍之一，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有效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深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规律性认识

准确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产生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惩贪高压态势震慑之下，传统腐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腐败分子想方设法规避现有反腐败措施。尤其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权力运行日益专业化、封闭化，腐败手段与信息技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权力寻租出现数字化、虚拟化等特征，腐败手段不断隐形变异、翻新升级。

准确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变化趋势。近年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智能性、欺骗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日益突出。从参与主体看，腐败分子从居于台前向隐身幕后转变，通过扶持他人作为“白手套”“代理人”，想方设法在自身和行贿人之间加装一道“防火墙”。从主观故意看，腐败双方从明确通谋向犯意隐藏转变，在谋利行为、利益输送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模糊，常常表现为表面上彼此没有沟通，实际上却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从表现方式看，腐败行为从简单直接向伪装掩饰转变，腐败分子给权钱交易披上“民事化”“市场化”的外衣，刻意割裂职务履行、谋利事项与收受财物之间的时空关联，模糊行为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破解该类腐败容易陷入发现难、取证难、惩治难、防范难的局面。

准确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本质特征。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变”与“不变”、“隐”与“显”、“新”与“旧”是辩证的，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深刻把握这三对关系，把准该类腐败的本质特征。一是深刻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花样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腐败路径如何精心设计、腐败利益如何腾挪转化，以权谋私这个动机、权钱交易这个目的、滥用职权这个本质不会变。二是深刻把握“隐”与“显”的辩证关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隐蔽性日益突出，但腐败分子在“隐”的过程中难免会露出马脚，留下再生证据。三是深刻把握“新”与“旧”的辩证关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之“新”也是相对的、表面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反腐手段的不断升级、反腐经验的不断积累，原来那些腐败手段就逐渐变成老旧、显性的。虽然更新型、更隐性的腐败又会随之出现，但只要把准规律、找到突破口，最终也能破解。

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途径

打好思想教育“组合拳”。腐败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更加注重治本，将思想防线前移。一是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引导党员干部把好思想这个“总开关”，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决预防“软骨病”。二是常态化开展纪法教育。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将纪法教育融入党员干部全周期管理，引导党员干部贯通理解把握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负面清单。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以查处的典型案例为镜鉴，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做到精准滴灌、靶向发力，用身边人、身边事警醒梦中人。三是常态化开展廉洁教育。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文化涵养廉洁品格，正心明德，树牢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增强拒腐定力。

打好制度建设“组合拳”。发挥制度在腐败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一是及时堵塞制度漏洞。坚持惩治结合，注重发现案件背后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问题，深入查找案件背后的制度空白、机制漏洞、监管盲区，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建制堵漏，着力从“根”上解决问题。二是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易发多发领域，聚焦“关键少数”，抓住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优化权力配置，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构建精细化、能查询、可追溯的权力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减少设租寻租机会。三是扎紧织密制度笼子。深刻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新变化新手段，统筹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制度，与时俱进优化细化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负面清单，扎紧织密制度笼子，明晰惩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法律依据。

打好队伍建设“组合拳”。不断加强专业化反腐队伍建设、能力建设。探索建立“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办案专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