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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标准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面临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1、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当下，外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制造业外资限制、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等举措，显著优化了外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些外资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创造了海量就业岗位，还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的过程中，仍面临政策执行不彻底、隐性壁垒难破除、国际规则对接压力大等挑战，需引起重视。

2、存在问题

（一）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尽管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吸引外资、保障外资权益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但在具体实施细则上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以新兴产业领域为例，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由于其发展迅速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完全覆盖其复杂的业务场景和技术应用。对于外资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技术标准认定，目前缺乏统一且明确的规范，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可能存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差异，这使得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方面，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形态多样，包括算法、数据等新型知识产权，而现有法律在这些方面的界定和保护力度不足，导致外资企业担心自身研发成果在国内市场面临侵权风险。据相关调查显示，约30%的外资企业认为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影响了他们的投资决策。

（二）地方政策执行存在“温差”。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政策，但在地方层面，政策执行力度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数据安全与跨境流动监管方面，虽然《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规已出台，但由于各地区行业特点和区域安全需求不同，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对审查标准有所调整，导致企业面临“政策温差”。例如，2024年某外资互联网企业申请在华开展云计算业务，就因地方数据安全审查标准与中央政策不一致，致使项目落地延迟了半年。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一刀切”或“层层加码”的执行现象，甚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外资企业设置隐性壁垒，使外资企业难以真正享受国民待遇。在实际操作中，尽管国家明确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与内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但外资企业仍面临诸多限制与不公平对待。像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资品牌，虽能进入市场，却在充电桩接口标准、补贴政策适用性上遭遇差异化待遇；在参与政府采购时，外资企业也常因“国产化率”要求被排除在外。2024年商务部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反映的370余项问题中，约40%涉及隐性壁垒。

（三）服务业开放面临诸多障碍。我国服务业领域虽然在不断扩大开放，但我国在全球属于服务业高准入限制国家，经合组织（OECD）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开放度较高的行业部门分别是交通、物流和分销相关领域，包括海运、公路运输、空运、分销和装卸等服务，其他领域，如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视听服务、计算机服务、电信和快递领域限制程度均较高，在OECD纳统的85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排名中，我国高居第15位。在准入后国民待遇落实上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面临行业竞争缺失、管制过多等阻力。在金融服务领域，外资银行在业务范围拓展上受到诸多限制，在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上，外资银行的客户群体和业务规模受到严格管控，难以与国内大型银行竞争；在网点设立方面，外资银行需要满足更高的准入门槛和审批条件，导致其在国内的网点布局相对较少，服务覆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支撑服务业发展的资金、数据、人员跨境流动等要素开放有待加强。以数据跨境流动为例，许多外资企业在进行跨境电商、远程医疗等业务时，需要将大量数据传输到境外总部进行分析和处理，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审批流程，企业往往不敢轻易开展相关业务，担心违反法律法规。

（四）国际形势带来博弈加剧。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一些经济体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搞泛安全化，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外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一方面，外资企业担心在我国的投资会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影响其全球产业链布局。2025年2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并推动盟友限制对华投资，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因担忧供应链风险而延缓在华布局，对在华投资持观望态度，甚至撤回部分投资。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萎缩，导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销售业绩受到影响；汇率波动频繁，增加了外资企业的汇兑风险，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这些因素都使得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面临更大的挑战，给我国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带来了新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