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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大学的高收费政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和政策，其中最值

得认真检讨的就是高等院校的高额收费政策。笔者从国际对比的角

度，对这一政策作了初步剖析，认为这个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它

事实上是假“改革”为名，把政府本应承担的相当大部分的高等教育

投入转嫁给民众，构成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严重负担；这样的所谓“改

革”徒然加重社会负担，却丝毫未改变高等院校资金的使用效率；政

府让大学生的家庭代替它支付了高等教育投资，却并未降低各级官员

奢糜消费的开支，实际上是间接地让学生家庭部分地填补了政府官员

们腐败浪费的资金来源，这样的政策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的原则。

一、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是与非：从舆论看民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开始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后，“高

等教育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措施。大学的收

费标准越来越高，而贫困家庭学生弃学、乃至学生和家长自杀的现象

也越来越多。大学高收费政策夺走学生和家长生命的案例，与权贵阶

层一掷千金的奢华，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然而，政府对这样的严

重社会问题似乎始终漠然忽视。与此同时，民间和舆论对这一政策的

批评则接连不断。笔者将10年来搜集的一小部分对大学高收费政策

的批评文章列举如下：

早在1994年，《改革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长文──“大学上得起

吗？”[1]，该文作者指出，由于各地的大学陆续开始提高收费标准，

“大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他以湖北、南京两地先后有大学女生因

无力交纳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惨剧为例，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令人心颤的

警告。

半年以后，《亚太经济时报》发表了刘勇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

“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刘勇引述了一位老经济学家

的话：“把教育当成商品是社会的悲哀[2]。”

1996年，一位作者有感于河南省当年有167名高校新生因为无力

支付学费而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发问：

“河南一地如此，全国又有多少优秀青年中断了成材之路？[3]”

1999年，一些作者撰文批评了“教育产业化”政策，认为这个似

是而非的“改革”口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4]。

2000年初，《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

的文章。文章抨击了假“改革”为名的教育界高收费政策：“办大学

已经成为高收费的一块特区。”该文作者认为，中国高校的收费相对

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5]。

针对有些经济学家鼓吹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扩大内需”，国家

统计局主办的杂志2000年连续刊登文章予以驳斥。一位作者指出：

“用教育消费来扩大内需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6]”另一位作

者列举了以下事实：1997年高校学费提高后，当年即有11％的学生

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进一步指出：“高昂的学费必将把绝大多

数工农子女淘汰出局，这显然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7]”

2000年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题为“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

的文章[8]。同时，《中国青年》杂志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高等院

校的高收费政策。在“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这篇长文中，作者提

到，福建省武平县的朱丽芳、朱武星双胞胎姐弟同时以优异的成绩分

别考上了厦门大学和厦门医学院，可是他们的家庭无力交纳每年至少

1.5万元的学费，于是姐弟两人只好望大学的校门而兴叹[9]。另一位

作者则观点鲜明地指出：“看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

会公平的原则，更是一种短视行为。[10]”

吉林省的一位作者针对“高校高收费”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财

力、物力，用来办大事；试看卫星上天、核弹试爆、“亚运”盛会、

港澳回归，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必然全国回应，攻无不克、

坚无不摧，多么难办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集中一点财力加大

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办不到，岂不是咄咄怪事？他的结论是，政府之

所以没有大幅度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根本原因“是不为，而非

不能也”[11]。

在舆论的压力和社会表达出不满后，政府近年曾经出台了一套助学

贷款办法。这一政策属于“政府请客，银行买单”，由于银行的经营

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

索然。因此，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空中

楼阁”和难以充饥的“画饼”，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按照银行的要求找

到助学贷款的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