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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博弈论与实验研究

前面的探讨就谈判博弈研究的恰当方法，提出了几个结论。其一为，收益函数的数学结

构不应被允许主导这种分析研究。其二为，某种程度上更普遍而言，过度抽象是的：因

为，当我们（1）大大地改变背景性细节的数量时，或当我们（2）消除诸如参与人对彼此价

值系统的不确定性之类的复杂要素时，我们也就改变了博弈的特性。通常正是背景性细节能

够参与人去发现稳定的，或至少是，对双方无损的结果。用前面的例子来说，福尔摩斯

和莫里亚蒂在同一个车站下车，所依赖的可能并非是其正式结构，而是问题中某些事项的呈

现。这些事项或者存在于火车上或者存在于火车站，或者存在于双方共同的经验背景，或者

是——当火车停车时——他们从高音喇叭播音同听到的某种讯息；此外，尽管——就究

竟是什么满足了双方合作的需求——得出科学的概括可能是的，但是须认识到：

这些决定了结果的各类事项，可能恰被一个高度抽象的分析处理成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

结论之三为，在混合动机博弈研究中某些的部分必须是经验性的；这一结论在沟通

设备缺乏完美性——尤其是在结果依赖于一系列举动或运作时，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在此双

方对彼此价值系统或战略选择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说，只能经验性地去

人们如何切实地进行混合动机博弈，特别是博弈对智力操控而言太过复杂的话。一个更稳妥

的陈述是：与成功游戏相关的原则、战略性原则，和规范性理论的建议，是无法通过纯分析

性从先验性思获致的。

在零和博弈中，分析者真正处理的只是单一的意识，单一的决策源。诚然，这里存

在着两个博弈参与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识；但是最小最大策略将这一转变成了涉

及一个——有着两个在本质上是单边性决策的——博弈格局。两个参与人之间不需要任何认

知火花的跳跃；无需思想的撞击；无需暗示的传达；无需必定要予以比较的印象、想像或理

解。也不涉及感知的社会性。但是，在混合动机博弈中，两个或多个意识以一种必要的

形式彼此相依。某些事项必须；至少某种认知火花必须在参与人之间传递。总体而

言，某种社会行为——无论它是初步或隐性——是必要的；而且两个参与人都一定程

度上依赖于他们的社会认知和互动的成效。甚至是两个完全的——他们以绝对无声

的方式进行游戏，同时不知道彼此的——也必须默识性地达成某种心灵的相会。

由此，无论是基于内省还是通过公理推导法，分析者都无法再造整个决策过程。对于两

个或多个决策单元的互动，分析者也无法通过纯形式的推导，来获致这些决策单元的行为和

预期。是的，分析者能够推导出单个理性头脑的决策是什么，如果他知道支配该决策的标准

的话；但是，他却无法通过纯形式分析，推断出在两个意识之间会传达些什么。这些推

断的验证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行。（两个分析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前提是他们需要将自

身视作实验的主体。某个暗示在本质上不同于解读正式沟通行为或解决某个数学难题；

它涉及发现某个讯息，该讯息由某个——自认其与讯息接收者共享着一定印象或联想的——

人植入了某个背景之中。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个人无法推断对于一个谋划的非零和

博弈，人们会感知到什么样的意义；这就好比一个人不能根据纯形式的推断，来证明一个笑

话必定好笑一样。

举例来说，如果两个人看到同一片墨迹，假设他们都力图、并知道对方也力图彼此协同

一致，他们能否就此墨迹明确出同样的图案或道出其所包含的一致的暗示呢？问题的答案只

能通过试一试才能知道。而，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也就能够做某种任何纯形式博弈

理论都不能加以的事情；而且，他们能做得比纯推论性博弈理论所预测的情况要更好一

些。此外，如果他们能做得更好——如果他们能纯形式博弈论的局限性——的话，则，

即便是规范性、说明性的战略理论，也无法奠基于纯形式分析之上。无论是规范性理论还是

说明性理论，都不能建立在理性的参与人力进行某种——比如“根据暗示采取行动”之

类——智力活动的假设之上；值得在经验上加以追问的是：博弈参与人是否能——共同地或

独自地——在实际行为中做得比纯形式博弈论所预测的要好，进而由此忽略该理论所产生的

战略原则？1

再一次，应该强调，在零和博弈中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考虑的是：（1）任何这种形式

的社会互动，无法同时对两个参与人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