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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国际影响的文献综述

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全球经济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研究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机制。例如，吕越等（2020）提出人工智能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机器人替代低端生产环节的劳动力以此降低企业成本；二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此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刘斌和潘彤（2020）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优化国际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国内技术创新的方式提升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较于资本配置效率，人工智能更能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还有学者总结了人工智能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杨长湧（2018）指出，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从总量上改变经济所面对的供给侧约束，促进全球经济迈入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国家竞争力

三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巨大冲击，加剧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人工智能显著的资本偏向性特征不仅从微观影响企业内部要素的使用情况，也从国际影响现有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Lawson，2010；郭凯明，2019）。宋宪萍和高西（201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跨国零售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牢牢掌握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流通和销售环节，由此提高议价能力对生产环节实施控制，因此大型跨国流通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凸显，使得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的差异化影响。宋宪萍和贾芸菲（2019）指出在非对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全球价值链仍然维持着一个“中心-外围”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价值链上存在主导企业和依附企业，一旦依附的企业有机会实现价值链的升级，便会触及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利益，形成“技术进步悖论”，使得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的“锁定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固化风险更加突出。联合国的报告也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阻碍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向上的突破和发展，原因是新的技术进步促使制造业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成果集中化，进而使得落后国家结构转型受到约束（杨虎涛，2018）。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裴长洪和刘斌（2020）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长）对久竞争优势的深层原因，即互联网与平台企业（如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对我国规模庞大的同质性企业的改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字技术改造微观主体产生“长尾效应”，降低了微观企业主体迈入国际市场的门槛；第二，人工智能时代下，数据和交易时间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关键生产要素；第三，数字技术提高我国服务的可贸易性，激发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第四，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简化企业出口贸易流程，提高我国供应链的快速响应能力。吕越等（2020）利用中国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提高，且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何宇等（2021）利用全球价值链竞争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对16国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受新技术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难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实现升级，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下游受到发达国家产业回流的冲击，可能失去原有的产业比较优势；但是发展中国家仍有机会通过鼓励创新资本投资，以及培养适应新技术的劳动者，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实现自身的产业链升级和经济发展。其次，在国际劳动就业方面，Ford（2015）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中国家并不像以前的发达国家先经历强大的制造业再逐步发展繁荣的服务业，而是直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这样导致机器人和软件系统不仅威胁制造业就业，还威胁到服务业就业。

Rodrik（2016）提出新兴经济体就业人数稳步下降是一种全球趋势，人工智能发展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和破坏作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遭受重创。Frey和Osborne（2016）的研究报告指出国家收入水平越低，其受自动化影响的程度越高，该报告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自动化替代的“高风险”工作岗位比例达到77%和69%，相较于美国的47%和经合组织（OECD）的57%高出许多。麦肯锡（McKinsey，2017）的研究报告提出，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将面临最大规模的就业问题，据估计截止2030年，中国会有高达31%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取代，涉及的劳动者人数至少有1.18亿，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更迅速，这一数值将会扩大到2.36亿。余南平（2020）指出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混合性变革，使得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而引起上层建筑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改变；现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