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外代答》记载的宋代南海贸易研究.docxVIP

《岭外代答》与宋代南海贸易研究

一、《岭外代答》的成书背景与史料价值

（一）周去非的仕宦经历与著作动机

周去非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曾任广西钦州教授、静江府通判等职。《岭外代答》成书于1178年，是其对岭南地区地理、民俗及海外贸易的实地考察记录。书中专设《外国门》，详细记载了南海诸国与宋代的贸易往来，填补了正史文献的不足。例如，周去非在书中提到“蕃商以金银、缗钱、瓷器、锦绮等交易”，直接反映了宋代南海贸易的商品结构。

（二）《岭外代答》的贸易史料特点

相较于《诸蕃志》等同期文献，《岭外代答》的独特性在于其兼具官方视角与民间观察。书中不仅记录了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部）等近邻政权，还涉及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大食（阿拉伯地区）等远洋国家。据学者统计，全书涉及南海地区贸易条目达26条，其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描述与泉州出土宋代海船结构高度吻合，印证了其记载的科学性。

二、宋代南海贸易的主要路线与港口

（一）东西洋航线的拓展

宋代南海贸易形成“东洋”与“西洋”两大航线体系。东洋航线以泉州为起点，经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延伸至菲律宾群岛；西洋航线则从广州出发，经三佛齐抵印度洋。周去非记载：“自广州而往，绝海浮舟，过占城，又过西南诸国，乃至大食。”这一描述与《宋史·食货志》中“南海舶商，岁来互市”的记载形成互证。

（二）主要贸易港口的兴衰

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构成宋代三大核心港口。其中，广州因地理位置优越，成为“蕃舶凑集之所”。据《宋会要辑稿》统计，绍兴十年（1140年）广州港税收达50万贯，占全国市舶收入的42%。而泉州凭借发达的造船业，在12世纪后期超越广州成为第一大港。《岭外代答》特别提到“泉商贾杂沓，蕃货充盈”，反映了港口经济的繁荣。

三、南海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与交易模式

（一）进出口商品的差异化特征

宋代出口以瓷器、丝绸、铜钱为主。周去非记载“舶商以金银、缗钱、瓷器、锦绮等交易”，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在东南亚考古遗址中大量出土。进口商品则集中于香料（乳香、龙脑）、珍宝（象牙、犀角）等奢侈品。据《宝庆四明志》统计，仅乳香一项，南宋年进口量就达10万斤以上。

（二）货币与信用的双重流通体系

铜钱外流成为宋代南海贸易的显著现象。周去非记载“蕃人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这与日本、东南亚出土的宋代钱币相印证。同时，信用票据开始出现，《岭外代答》提到“富商以券契相质”，表明民间信用体系已渗透至跨国贸易。

四、宋代对南海贸易的管理机制

（一）市舶司制度的完善

宋代设立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形成抽解（关税）、博买（官方采购）、公凭（贸易许可证）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据《宋史》记载，绍兴年间市舶岁入达200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5%。周去非特别记载了“蕃商献龙脑、珍珠，须经市舶司勘验”的流程，体现了制度执行的严密性。

（二）贸易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庆元条法事类》明确规定：“蕃商犯罪，送蕃长按本俗法治之。”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维护了贸易秩序。同时，朝廷颁布《舶商纲首推赏格》，对招徕外商达5万贯的商人授予官职，刺激了民间贸易积极性。《岭外代答》中“蕃商慕义来朝”的记载，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反映。

五、南海贸易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一）经济结构的转型

南海贸易推动了东南沿海手工业的专业化。景德镇窑场为适应外销需求，创烧了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青白瓷；泉州德化窑外销瓷产量较北宋增长3倍。同时，货币经济深度发展，绍兴年间铜钱外流导致“钱荒”，迫使朝廷发行关子、会子等纸币。

（二）文化交融与知识传播

《岭外代答》记载了占城稻种引入、阿拉伯医药传播等事例。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的建立，证明伊斯兰文化已深入港口城市。周去非特别提到“蕃人善天文，能测星宿”，反映了阿拉伯航海技术对宋代的影响。

结语

《岭外代答》作为宋代南海贸易的一手文献，揭示了12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深度互动。宋代通过完善市舶制度、拓展贸易网络，不仅实现了财政增收，更推动了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这种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模式，为后世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