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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茶叶专卖制度沿革考

一、五代以前茶叶政策的演变

（一）唐代茶税制度的形成

唐代是中国茶叶经济的重要发展期。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首倡“税天下茶”，标志着茶税正式成为国家财政来源。贞元九年（793年），朝廷确立“什一之税”，每年茶税收入达四十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7%（据《新唐书·食货志》）。这一时期的茶税以“商税”为主，尚未形成专卖体系，但为五代专卖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晚唐专卖制度的萌芽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宰相王涯推行“榷茶法”，强行将民间茶园收归官营，史称“甘露之变”。尽管这一政策因王涯被杀而夭折，但其“官收、官制、官销”的专卖理念深刻影响了五代时期的政策设计。

二、五代各朝茶叶专卖制度的发展

（一）后梁时期对唐代茶税的沿袭

后梁开国后，延续唐代“分茶商之利”的策略，未直接实行专卖，而是通过加重茶税充实国库。据《五代会要》记载，后梁在汴州、洛阳等交通枢纽设“茶场”，对过往茶商征收“过税”（商品通行税），税率高达10%。这一阶段可视为专卖制度的过渡形态。

（二）后唐时期专卖制度的初创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朝廷正式实施“榷茶法”，规定“江淮茶皆官市，禁私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榷货务”管理茶务；划定淮南、荆南为官茶区，茶农须将茶叶售予官府；商人须至榷货务购买“茶引”方可经营。此举使茶利收入增至岁五十万缗（《旧五代史·食货志》）。

（三）后晋、后汉时期的政策调整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因北方契丹威胁加剧，朝廷放宽专卖限制，允许商人“纳钱请引”，即缴纳特许费后自由购销。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为缓解财政压力，恢复严格专卖，规定“民敢藏匿私茶一斤者，死”（《册府元龟》卷五〇四）。政策反复折射出政权动荡对经济制度的直接影响。

三、后周世宗改革与专卖制度的完善

（一）榷茶法令的系统化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颁布《榷茶新法》，确立“产—收—销”全流程管控：在产茶区设“山场”收购鲜叶；官府统一焙制后按品质分等；商人需持“茶券”至指定地点交易。此法首次将茶叶质量纳入管理体系，被称为“五代茶法之最备者”（漆侠《宋代经济史》）。

（二）专卖机构的设立与管理

后周在开封设“都茶务”，地方设“十四山场”，形成中央—地方二级管理体系。据《宋会要辑稿》追溯，仅淮南六州山场年收茶量即达四百余万斤，占全国产量的60%。机构专业化提升了专卖效率，为宋代“交引法”奠定组织基础。

四、五代茶叶专卖制度的特点与运作机制

（一）专卖与征税的双轨并行

五代政权灵活运用专卖与征税两种手段：对淮南等核心产区实行完全专卖；对边远地区则征收“折税茶”（以茶抵税），如湖南马楚政权岁贡后唐的“二十五万斤茶”即属此类（《十国春秋》）。这种差异化策略既保障财政收入，又降低行政成本。

（二）区域差异与政策灵活性

南方割据政权（如吴越、南唐）多行“半专卖制”：允许茶商贩运，但需缴纳“茶课钱”。北方政权则因茶叶依赖输入，侧重流通环节管控。例如后汉规定“商旅赍茶入城，每斤输税钱百文”（《全唐文》卷一二一），体现地域经济格局对政策的影响。

五、五代茶叶专卖制度的影响与历史地位

（一）对宋代茶法体系的奠基作用

宋代“三说法”“贴射法”等政策皆源于五代经验。如后周“茶券”制度发展为宋代的“茶引”；其“山场—榷货务”体系被扩充为全国性网络。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北宋初年茶利岁入较五代增长四倍，制度延续性可见一斑。

（二）对南方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专卖制度加速了南方茶业专业化：江淮地区出现“民庶尽仰茶利，不事农耕”现象（《江南野史》）。但官府压价收购导致茶农贫困化，如福建“园户畏法，自伐其株”（《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反映政策对民生的负面影响。

结语

五代茶叶专卖制度在唐宋变革期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其政策实践既继承了唐代税茶经验，又通过机构创新、法律细化等手段，构建起更为严密的专卖体系。尽管受限于政权更迭频繁，制度稳定性不足，但其“因地制宜”“专卖与征税结合”等理念，为宋代茶法的高度成熟提供了关键过渡。这一历史进程深刻说明，经济制度的演进往往在分裂与整合的张力中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