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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跨区域合作共同治理环境污染

鼓励跨区域合作共同治理环境污染

一、跨区域合作机制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特征，单一行政区域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扩散性环境问题。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是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协同治理的核心路径。

（一）跨区域环境监测网络的共建共享

构建覆盖多行政区的环境监测网络是合作治理的技术基础。通过统一监测标准与数据平台，实现PM2.5、二氧化硫等污染因子的实时动态监测。例如，在京津冀地区建立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监测站，可精准识别污染物迁移路径；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共享水质监测数据，能够追溯污染源头。这种数据互通机制需配套建立跨区域数据校准制度，避免因设备差异导致监测结果偏差。同时，应开发多层级数据开放接口，既满足省级环保部门的宏观决策需求，也为县级应急响应提供颗粒化数据支持。

（二）联合执法体系的创新实践

传统属地化执法模式存在监管盲区，需建立跨行政区划的联合执法队伍。可借鉴欧盟跨境环境执法经验，成立由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配备移动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对交界区域的工业园区开展突击检查。重点突破三不管地带的执法难题，如省际河流沿岸的非法排污口整治。联合执法需配套制定统一的处罚标准与执行程序，通过电子执法文书系统实现处罚结果跨区域互认，防止企业利用行政区划差异逃避监管。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精细化设计

基于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差异化的跨区域生态补偿体系。对于上游水源保护区，下游受益城市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其产业发展限制损失；大气污染重点治理区域可获得周边区域的治污资金支持。补偿标准应引入污染物通量核算模型，根据实际环境影响程度确定补偿金额。浙江省与安徽省在新安江流域实施的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表明，当断面水质达标时，浙江每年补偿安徽1亿元，这一模式可扩展应用到其他流域。

二、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对跨区域治污的支撑作用

有效的政策协同能降低合作成本，制度创新则可激发治理活力。需要从立法、规划、考核等多维度构建保障体系。

（一）区域性环境立法协调

当前各省市环保条例存在标准差异，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跨区域环境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联合治理的法律地位。区域内各行政区应同步修订地方性法规，重点统一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准入门槛等关键指标。长三角地区已尝试通过立法协作实现VOCs排放标准的区域统一，这种经验可推广到其他污染因子。同时需建立法规冲突协调机制，当地方条例与国家法规或区域协议存在矛盾时，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仲裁。

（二）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

将环境容量作为区域发展规划的刚性约束，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与环保规划的三线一单协同编制。成渝双城经济圈在编制规划时，将大气环境承载能力作为产业布局的先决条件，禁止在区域主导风向上布局高污染项目。建议建立规划环评会商制度，任一城市的重大建设项目环评需征求相邻城市意见，防止污染项目的区位转移。对于已形成的规划冲突，可通过建立飞地经济模式，将污染企业集中迁移至环保设施完善的专门园区。

（三）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现有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在重点联防联控区域试行绿色GDP核算。将跨区域污染治理成效纳入领导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围，对造成跨界污染事件的实施一票否决。江苏省在长江沿岸城市考核中增加岸线生态修复率指标的做法值得推广。同时应建立跨区域环保绩效联合公示制度，定期发布各城市协同治污的成绩单，接受社会监督。

三、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环境治理创新实践

跨区域治污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通过创新参与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一）产业协同治污的示范项目

鼓励跨行政区组建环保产业联盟，联合开展治污技术攻关。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三地环保企业共同研发的烟气多污染物协同处理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应用。支持建立跨区域环保设施运营公司，通过BOT模式建设覆盖多地的危废处置中心。对于钢铁、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推动组建跨省产能置换交易平台，将落后产能淘汰与新兴项目布局统筹考虑。宝武集团在长三角实施的钢铁产能置换+超低排放改造模式，实现了区域污染物总量削减与产业升级的双赢。

（二）公众参与的常态化机制

开发跨区域环境信息互动平台，允许居民通过手机APP举报交界区域的污染行为，举报线索由两地环保部门联合核查。定期组织跨省市环保NGO交流活动，成立流域保护志愿者联盟。在汾渭平原大气治理中，民间组织蓝天行动网络建立的跨省监督机制，有效补充了官方监管力量。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跨区管辖制度，探索由污染影响地法院集中审理跨界污染案件，解决诉讼主体资格认定难题。

（三）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组建区域环境科研联合体，共享大型实验设备与科研数据。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