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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2024-2025学年高三模拟考试语文题及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生发之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都直接来自乡村生活现场，具有独特的声景意境。千百年来，人们每每吟诵这些诗句，往往会燃起内心的田园梦。于很多人而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更是品鉴和寄情的对象，是精神的归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虽未形成城乡对立格局，却有一种“庙堂与江湖”“官场与田园”的二元表述。

晋宋之际，陶渊明归隐田园，躬耕于原野，他在抒写田园时的对照，是所谓“误落尘网中”的经历。他将庙堂和官场比作“尘网”和“樊笼”。当津津乐道于“归园田”和“返自然”时，他所期待的显然不是栖身现实意义上的乡村空间，而是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简单概括，即放浪于山水，垂钓于江湖，在长河落日、细雨微风之间感悟自然与人生，获得生命的抚慰。尽管陶渊明的乡间生活其实是艰难的，有时衣食难以为继，甚至还曾乞讨。但这些并不妨碍后世文人将其视为精神楷模，并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田园诗派。

至少自唐代始，无论是处尊居显还是地位卑微，文人在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时，总是绕不过陶渊明的田园。只不过由于时代语境和个人际遇的差异，每个人在承袭陶氏田园志趣的同时，也形成了个人的风格特征。盛唐时期，生活优渥者如王维，购置乡间别墅，远眺孤烟远村、独树高原，静观桃红含宿雨、柳绿带朝烟，聆听雨打花瓣、黄莺啼鸣，抵达了物我相容、物我两忘之境。仕途失意者如孟浩然，隐居鹿门山，在乡间友人家里做客后写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尽管没有做到“忘我”，却也获得了某种超脱现实窘境的意趣。

北宋时期，被贬至黄州的苏轼，“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以陶渊明自比，写下“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在“归去来”想象中找到了人生的平衡点，抵达了生命的澄澈。南宋时期，因病辞官还乡者范成大创作了大型田园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中“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等诗句，超越了文人的隐逸之志和归田之乐，单纯地展现了农家的质朴和风物的淳美，回到了生活本身。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倾向于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即使一些非乡村出身、亦无耕种经验的文人也是如此。如前述的王维，出身于官宦之家，状元及第后，投身官场，最高官职曾至尚书右丞。其早年经历与乡村并无交集，四十岁后却移情乡野，隐居蓝田。一个初夏的黄昏，王维漫步于渭水岸边，看见落日的余晖洒满村庄与麦田，野鸡鸣叫，牛羊暮归，农人荷锄，心生羡慕，情不自禁地吟起：“式微，式微，胡不归？”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归途，其对乡村的情感显而易见。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他看来，“土”不是贬义词，而是我们的民族特征。区别于游牧民族和工业社会，中华文明是靠土地的产出来维系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因此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极强的“乡土情结”，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期盼落叶归根。此外，还有道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目标是让人类回到无为无争的“自然状态”。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已成为很多文人的终极追求，他们愿意想象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来抵抗现实世界的纷扰。此时，一亩小园便幻化为心中的宇宙。

（摘编自徐志伟《把酒话桑麻——古典文学中的乡村空间》）

材料二：

随着历史的演进，乡村文化空间因自然环境变化、时代发展以及社会变迁而逐渐分化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了人们进行审美感知的三个维度：

物质空间维度。物质空间是乡村文化空间审美感知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可视、可感的物体。从空间的视角和功能划分，外部宏观空间是乡村文化孕育的场所，包括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土壤和居住建筑等；中层过渡空间主要包括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是开展审美活动的重要保障；内部核心空间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和体验到的物质实体，包括景观小品、传统建筑等。

精神空间维度。精神空间是乡村文化空间审美感知的主要体现形式，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一种无形的空间。其反映的是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民族精神和信念的表象化体现。精神空间通过地域宗教信仰、节庆活动、民俗技艺等方式，引起人们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深化人们在审美感知中对乡村文化空间的理解和认同。

社会空间维度。社会空间是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联系的纽带，由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规则制度、生产关系等构成。社会空间不仅塑造了社会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