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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东江：明清时期的北兵与海上贸易_毛文龙论文_秒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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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①将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与“南倭”问题相联系，共同视为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了明代长城内外的频繁走私贸易，与明蒙和战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均是当时全球性的商业发展、城镇勃兴、人口流动等因素的产物。本文是前文的个案说明，故其历史背景于兹不赘，可参见前文。

所谓“东江”，得名于明天启年间所设的东江镇。当时，毛文龙以皮岛为中心建立起一支军事势力，东江镇即以其为基础而设，因皮岛在鸭绿江以东，故名。本文所说的东江势力，包括自东江镇设立至裁撤该镇所辖各岛的军事势力，其中既包括毛文龙任总兵时期的力量，也包括毛文龙被杀后陈继盛、刘兴祚乃至黄龙掌权时期的力量。从广义上说，它不仅包括军队，也包括在岛上屯垦和经商的流民。

以往研究毛文龙史事及东江势力的论著颇多，但多集中于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是非恩怨，偶尔有涉及海上贸易者，但大多略而不详。②东江势力存在时间短暂，且处于偏僻的岛屿，但依然是辽东长城战守的延伸，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入清之后，甚至可以将华南海上贸易与华北海上贸易勾连起来。重观东江史事，可以使我们将明清易代的政治变迁更为具体地纳入到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中。

一从清初海禁时期的尚可喜说起

清初“三藩”史事与明末东江史事有什么关系?作为“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是明清易代时期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学者很少讨论到他与这一时期全球性海上贸易的联系，也往往忽略他在清初的活动及其他与明末史事的联系。

由于清初东南沿海抗清活动的持续不断，清廷在约30年中采取海禁政策，对晚明以来欧、亚各股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形成扼制。顺治四年(1647)七月，清军刚刚占据广东，在朝廷颁布的恩诏中，表示南海诸国可以照旧朝贡，但同时对“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③。八月，两广总督佟养甲请求允许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到广州来通商，以补充收入，但户部的意见是，由于明末葡萄牙人到省会做生意引起“激变”，因此还应沿用崇祯十三年(1640)的规定，不准他们到省贸易，“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可也”，得到批准。④顺治七年(1650)，澳门的葡萄牙头目呈文给广东香山参将，据说只是希望清朝能对他们加意柔远，一视同仁。广东巡抚李栖凤确认这些人在澳门“往来贸易，输饷养兵”已有百余年，命令广东巡海道“加意安抚，以示怀柔”⑤。

葡萄牙人希望凭借自己长期在澳门经营的历史继续保持对华贸易的优势，特别县因为他们曾经在明清战争中帮助过明朝制造火器，此时也希望不要影响到清朝对他们的态度。但是，已经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立刻展开了竞争。顺治十年(1653)，李栖凤接到报告说：“若荷兰一国，从来声教不通，今慕义来归，愿奉正朔，此旷代所无者。本道遵奉王令，前往虎门押带至省，首询其有无表文方物进贡朝廷，只称朝见两王，通贡贸易。”⑥于是他查阅以往的记录，并未有荷兰国名在案，问了海商之后.才知道荷兰即红毛。由此建议允许他们三年一贡，船不过三，人不满百。至于这次的商船，可以适当抽税，货物卖完后即遣回国。同时，清朝也已经了解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纠纷，表示“至若澳彝夙怨，彼既列在荒服，率土皆臣，更宜彼此和衷，共守我朝常宪，乃可许其入贡，免启将来釁端”⑦。有了这个初步意见后，李栖凤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广东巡按商议，并请示了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意见。

对于荷兰人“私自往来贸易”的要求，地方官认为《会典》未载，但平南王、靖南王“或念其归诚独切，不以例限”⑧。这说明尚可喜、耿继茂是主张继续与欧洲人通商的。但地方官以历史为鉴：“佛郎机国向不通贡，忽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佥议非例，寻退泊东莞南头，径造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后帅兵往逐，舶人鼓众逆战，擒斩，始遁去。吕宋国例由福建贡市，时径抵濠镜澳住舶，索请开贡。咸谓其越境违例议逐，诸澳彝亦谨守澳门，不得入，遂就虎跳，径结屋群居不去。饬兵焚其聚，始还东洋。红毛鬼国大舶顿至濠镜之口，译言不敢为寇，欲通贡。而皆讶其无表，不宜开端。诸彝在澳者共守之，不许登陆，始去。又岂非已事著明者乎!”⑨因此坚持对其进贡规模、期限加以限制。

以上说明广东地方官对于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警惕，主要出于对海疆安全的顾虑。靖南王耿继茂对李栖凤表示，此事“应听贵院从长酌夺，非本藩所能悬拟者也”⑩。两王给在台湾的荷兰人的复函中，都拒绝了后者自由贸易的请求。耿继茂的表面理由是，“仅以贸易为词，则圣朝所宝惟仁，不贵异物，虽奇货可居，将焉用之?”(11)平南王尚可喜也说：“仅以贸易为言，我大清敦诗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