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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活着》有感

夕阳西下，黄土路上，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牵着一头衰老的水牛缓缓行走。牛的名字叫“福贵”，老人也叫福贵。这幅苍凉如剪影的画面，凝固了余华《活着》中最具诗意的意象——当生命被剥夺至最原始的状态，活着本身便成为一曲悲壮的赞歌。重读这部小说，我触摸到的不仅是徐福贵个体命运的震颤，更是整个民族在苦难中锻造的生命哲学：活着的力量来自忍受，而非进攻，它如大地般沉默，却蕴藏着抵抗虚无的惊雷。

翻开泛黄的书页，福贵的人生如一部被血泪浸透的史诗徐徐展开。地主少爷时的纸醉金迷里，他赌光祖宅的狂笑犹在耳畔；转眼间，父亲从粪缸坠落的闷响宣告了家族崩坍的序章。在命运的狞笑中，他被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面死亡，又在归家后发现母亲早已在贫病中离世。丧亲的链条就此环环相扣：儿子有庆被抽干鲜血的躯体冰冷如霜，女儿凤霞在分娩的血泊中凋零，妻子家珍在软骨病的侵蚀下如枯叶飘零，女婿二喜被水泥板挤压变形，连最后的外孙苦根也因一把豆子窒息于贫瘠的荒诞。每一次死亡都如钝器击打心脏，而余华冷峻的笔调让这些苦难如结冰的湖面，平静之下暗涌刺骨的寒流。

福贵亲手埋葬六位至亲的仪式，构成中国文学史上最残酷的生命诗篇。当坟墓成为他与世界对话的唯一媒介，活着便超越了生理存在，升华为一种精神仪式。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张古铜色的脸——“艰辛岁月耕耘出一条条车辙似的皱纹；豁了牙的嘴微张，手中端着的搪瓷碗里盛着斑驳的茶垢”。这不仅是福贵的面容，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历史风暴中雕刻的集体面相。从国共内战到土改风暴，从大跃进饥荒到文革狂潮，政治运动的飓风将个体如草芥般卷起又抛下。有庆之死如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权力碾压下生命的卑微：为救县长夫人，少年的血被抽至“嘴唇发青”，医生却只轻描淡写地骂了声抽血者，便匆匆奔向产房。在这血色荒诞中，福贵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对苦难最庄严的祭奠。

当悲剧如潮水反复冲刷，福贵却在绝望的礁石上开出了温柔之花。妻子家珍临终前那句“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如暗夜中的萤火，照亮了苦难深渊中爱的永恒。这让我彻悟：余华书写的不是死亡的编年史，而是人类温情在绝境中的韧性。家珍抱着软骨病的身躯坚持纳鞋底，凤霞在聋哑世界用笑容温暖破屋，二喜用畸形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这些微光构成了福贵生命宇宙中的星辰。正如俄狄浦斯在放逐中宣告：“尽管我历经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而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与福贵在此灵魂相通：“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砂砾惟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到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在福贵与老牛相依的暮年，一种东方式的生存智慧浮现在袅袅炊烟中。余华在韩版自序中道破天机：“‘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种忍受绝非消极的苟且，恰如大地承受犁铧的撕裂却孕育万物。福贵牵着老牛耕作的身影，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形成奇妙共振——当死亡成为必然降临的节日，活着本身便成为最英勇的反抗。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领悟于此共鸣：“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活着是自己的一种选择，既然选择了活着，为什么还要痛苦的活着！”

当代社会在消费主义裹挟下陷入存在意义的迷狂时，福贵如一面蒙尘的明镜，照见我们灵魂的孱弱。当年轻人因学业压力纵身跃下高楼，当白领在职场挫败中崩溃痛哭，苦根因半锅豆子撑死的荒诞犹如一记警钟。2020年新冠疫情中失去亲人的破碎家庭，更与福贵的经历形成历史回响：“它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最可贵，健康最重要，活着就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活着》早已超越小说范畴，成为治愈现代性焦虑的精神药方。

掩卷凝思，福贵的故事在心底发酵成醇厚的生命哲思。当他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那些曾令我窒息的悲剧突然透进光亮。许三多在《士兵突击》中的朴实话语如清泉流淌：“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的事。”这朴素宣言解构了所有形而上的意义迷障——活着不需要勋章加持，不需要功绩证明，它如同老牛踏过泥土的蹄印，本身就是存在的宣言。

暮色四合，田埂上的老人与牛渐渐融进地平线。福贵的身影在当代语境中不断增殖：他是武汉封城时阳台上高唱歌剧的医生，是河南洪水中用澡盆转移婴儿的母亲，是重庆山火中用摩托车驮送物资的少年。这些平凡勇者以行动诠释着余华的生命诗学：在虚无的悬崖边，活着就是对绝望最优雅的反叛。当福贵给老牛起名“福贵”的瞬间，两个垂暮生命在名字的共振中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让我想起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诗句：“在毁损的焦黑四肢中，有一粒麦穗依旧碧绿。”

活着，原来可以如此悲怆，又如此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