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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法律效力认定标准探析

一、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辨析

（一）智能合约的合同属性争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智能合约通过代码自动执行条款的特征，引发了学界对其是否构成“合同”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智能合约符合“意思表示一致”的核心要件（如2018年英国法律委员会报告所述）；反对者则指出，代码的不可修改性与传统合同的解释空间存在冲突（王利明，2020）。

（二）智能合约的技术特征分析

从技术实现层面看，智能合约依托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自动执行性，形成了“代码即法律”（CodeisLaw）的运作逻辑。但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2739:2020的定义，智能合约的技术中立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效力，其效力需结合具体司法辖区的立法进行判断。

（三）现有法律框架的适用困境

我国《民法典》第469条承认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效力，但未明确代码自动执行的合法性边界。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区块链技术应用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仅原则性承认区块链存证效力，对智能合约效力认定仍留有空白。

二、智能合约法律效力的认定标准

（一）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审查

司法实践中需重点审查代码是否准确反映缔约方真实意图。例如2022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智能合约借贷纠纷案”中，法院通过比对源代码与当事人书面协议，认定存在代码漏洞导致的意思表示瑕疵。

（二）合约内容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需满足《民法典》第143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具体包括：

1.标的合法性（如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合约可能违反《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2.不违反公序良俗（如自动执行赌博合约的效力否定）

3.缔约主体适格性（DAO组织等新型主体的法律地位认定）

（三）技术可靠性的司法认定

参考《电子签名法》第13条对可靠电子签名的要求，智能合约需满足：

1.代码生成时的身份可追溯

2.执行过程的不可篡改性

3.错误修正机制的合规性（如2023年新加坡《数字代币法案》规定的“紧急暂停条款”）

三、智能合约效力认定的实践挑战

（一）法律滞后性与技术发展的矛盾

据欧盟区块链观察站2022年统计，全球76%的司法辖区尚未建立智能合约专门立法。我国现行《电子商务法》第48条虽规定电子合同自动交易系统的法律效力，但未涉及条件触发式自动执行的特殊性。

（二）跨境合约的管辖权冲突

在2021年“DeFi平台跨国违约案”中，美国纽约南区法院与香港高等法院就同一智能合约的效力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判，凸显法律冲突的严重性。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正在制定的《数字资产与私法原则》草案试图解决此类问题。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难题

当智能合约执行错误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用户需证明代码缺陷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但技术黑箱特性导致举证困难，2023年北京金融法院开始试点“技术调查官”制度以应对此挑战。

四、国际经验与立法启示

（一）美国“技术中立”立法模式

《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UETA）第14条明确自动交易系统形成的合同有效，怀俄明州2022年通过《DAO法案》承认去中心化组织的法律主体资格，但未解决智能合约错误执行的责任归属问题。

（二）欧盟“风险控制”监管路径

《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第5章要求智能合约必须包含“可终止机制”，欧洲议会2023年通过的《数据法案》更强制规定关键领域智能合约需设置人工干预接口。

（三）我国立法完善的建议方向

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专章规定智能合约效力

建立代码审计机构资质认证体系

参考《证券法》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智能合约重大风险提示规则

结语

智能合约法律效力的认定需构建“技术+法律”的双重审查标准，既要尊重技术创新的自治性，也要坚守法律的价值底线。未来立法应着重平衡效率与安全，建立动态适应技术发展的弹性规则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