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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围绕条约作准文本问题的斗争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间，中法双方先后达成《简明新约》（1884年）和《越南条款》（1885年）两份和约。其中，《简明新约》明文规定：“此约缮中法文各两份，各执一份为据，应按公法通例，以法文为正。”但在《越南条款》中则无“以法文为正”字样。2024年广东历史高考选择题第7题即考察学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的认识。鉴于高中教科书未涉及相关史实，为便于广大师生研究该问题，本文试梳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供参考。

一、中法战争的研究成果述要

整体而言，学界关于中法战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不过，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历次战役的过程和考察外籍官员在中法谈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两个方面，[2较少关注条约的作准文本问题。关于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围绕条约作准文本的斗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郭卫东的《晚清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探析》和《约章騎齕：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抗争》，张志勇的《赫德与中法越南交涉》，以及章扬定、倪腊松的《硝烟外的“战场”：越南问题谈判中清政府的主张与努力》。

研究者一致认为，《越南条款》中没有“以法文为正”条款的原因，主要是该条款被慈禧“亲笔勾掉”。相关记载出自清朝外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与其下属金登干（JamesDuncanCampbell）的通信：“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太后在完全放弃北圻并在许多点上让步之后，亲笔加进第二款，勾掉第十款”[3]第十款即“以法文为正”条款。暂未发现慈禧或清朝官方说明此举意图。赫德对慈禧此举的解读是：“第十款实际却很重要，去年津约（笔者注：指1884年中法《简明新约》）草草订立，以致中法约文有不符之处，太后已严令不准再有此事.”[4]

关于慈禧上述做法的动机和目的，学界并未达成共识。郭卫东将慈禧此举视作抵抗西方强权的表现。[张志勇则认为慈禧主要是为了避免中法再起争端。[章扬定和倪腊松则认为，慈禧此举主要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体面”。[]

二、中法双方围绕条约作准文本问题的谈判

1885年中法续谈正式约章时，双方围绕是否应以法文为准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中法之间的交涉是通过赫德进行的。鉴于缺少清政府内部关于该问题的原始记录，赫德发给法方的电报就成为研究清政府立场态度的主要史料。

慈禧勾掉以法文为正的条款后，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希望将条约的第十款“本约内各款，如有疑义，应以法文为准”，修改为“本约中、法文意义容有不同，将另附准确英译约款，以备参证”。[8]该建议说明，清政府实际上希望中法文本同时作准，当中法文本语义产生矛盾时，以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1885年5月5日，赫德将中方意见发给法方。法方对此不能接受。

5月7日，法方进一步强调：“本约中法约文，力求准确，庶免不符，如有疑义，以法文为准。”5月8日，法方就坚持以法文文本为准给出解释，其理由有二：一是“天津草约（笔者注：指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给我们以凭法文为准的权利”，二是因为“现在的条约也是以法文在此地起草的，如有问题，自然应以谈判时所用文字为准，因此我们不能放弃这款”[9需要指出的是，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做为正义。”[10]引文中的“议定各款”和“两国文词辩论之处”，均是针对中法《天津条约》而言，并没有规定此后中法签订的所有条约都要以法文为准。由此可见，法方试图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从法理上论证以法文为正的正当性。

5月10日，赫德转述中方提出两种修改建议：一是“但如有疑义，可以第三种文字为准”，即中法如有文本语义争议，则以第三种语言文本为准；二是“或另附一款，说明两国政府以本国文字为准，任何时如发生疑义，同意在互相尊重对方解释下，特开谈判”。总之，清政府希望条约内，汉文与法文是平等的。赫德更是建议法方：“这一恼人条款大可删除。”[]

不过，以上建议均被法方否决。5月11日，赫德转述法方意见：“关于第十款我一再交涉，但法方提出：（一）津约内曾有规定；（二）现行一般条约都以法文为准，作为辩护的理由。”法方建议，可将第十款做模糊化处理，即不明言条约以法文为准，可将其修改为“再1858年6月28日中法和约章程第三款之规定，本约自适用之”。[12]所谓《中法和约章程》即中法19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内第三款即“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做为正义”。

5月14日，赫德再次站在清政府立场，恳请法方让步。他提到，中法两种约文“如经仔细校订，可使文义完全相合…就可不必再提以哪种文字为准的话了。或者也可言明两方可各按本国约文行事”。[13]法方态度依然强硬。

5月15日，法方给出“最后通牒”：“津约内已说明，约文应按公法通例以法文为正，我们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