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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网络谣言制造者传播者规定

严打网络谣言制造者传播者规定

一、网络谣言的危害与治理必要性

网络谣言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对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及个人权益构成严重威胁。谣言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破坏市场稳定，甚至损害国家形象。例如，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虚假信息可能导致公众抢购物资、医疗资源挤兑；针对企业或个人的诽谤性谣言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名誉侵害。因此，治理网络谣言不仅是维护网络空间清朗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社会稳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

治理网络谣言需从法律、技术、社会协同等多维度入手。法律层面需明确谣言的定义与边界，避免执法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技术层面需借助大数据、等手段提升谣言识别与拦截效率；社会层面则需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形成“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共识。当前，部分网络谣言制造者为博取流量或达成特定目的，刻意编造、歪曲事实，甚至形成黑色产业链，亟需通过系统性规定予以严厉打击。

二、严打网络谣言的核心措施与实施路径

（一）完善法律法规与责任认定

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打击网络谣言的基础。需在现有《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框架下，进一步细化网络谣言的定义、分类及处罚标准。例如，对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谣言，应明确“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如转发量、阅读量、社会影响程度等；对恶意造谣者，可引入“”制度，限制其网络活动权限。同时，需厘清平台责任，要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建立谣言预警机制，对未及时删除或屏蔽谣言的内容承担连带责任。

责任认定需区分主观故意与过失传播。对明知信息虚假仍主动编造、篡改的制造者，应从重处罚；对未经核实转发但造成恶劣影响的传播者，可采取警告、罚款等梯度化措施。此外，需完善证据固定规则，利用区块链等技术确保电子数据真实性，避免执法争议。

（二）强化技术监测与快速响应

技术手段是遏制谣言扩散的关键。一方面，可通过语义分析，建立谣言特征库，对高频敏感词、异常传播路径进行实时监测。例如，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系统可自动识别“某地封城”“物资短缺”等关键词组合的帖文，并标记为待核查内容。另一方面，需构建跨平台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一旦某平台发现谣言，其他平台同步拦截相似内容。

快速响应机制需依托“监测-核实-处置”闭环。设立专门的网络谣言举报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组建由法律、传媒、技术专家组成的审核团队，对疑似谣言进行快速判定；对确认的谣言，要求平台在1小时内下架并发布辟谣声明。对于境外输入的谣言，可通过国际协作机制追查源头，必要时采取技术反制。

（三）推动社会共治与公众教育

打击网络谣言需调动全社会力量。政府部门可联合行业协会、主流媒体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曝光造谣传谣者身份及处罚结果，形成震慑效应。例如，对编造“某食品致癌”谣言的营销号，除罚款外，可在其账号首页公示处罚信息。同时，建立“网络谣言举报奖励制度”，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民给予物质或荣誉激励。

公众教育应注重提升媒介素养。在中小学课程中增设信息鉴别课程，教授学生如何验证消息来源、识别图片视频篡改痕迹；针对老年人等易受谣言影响的群体，社区可组织专题讲座，普及“官方渠道优先”“多方求证”等原则。此外，鼓励权威机构、专家学者主动发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解读热点事件，挤压谣言传播空间。

三、国内外治理经验的借鉴与本土化实践

（一）与欧盟的立法经验

通过《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明确平台对用户内容的免责条款，但近年来逐步收紧对恶意谣言的规制。例如，加州通过《反网络虚假信息法案》，要求政治广告发布者公开资金来源，防止操纵舆论。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则规定，大型平台需每半年发布风险评估报告，说明谣言治理措施，违者面临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这些经验表明，强化平台主体责任与高额罚款是有效手段。

我国可借鉴其“分级监管”思路，对用户规模不同的平台实施差异化要求。例如，日活超1亿的平台需配备专职审核团队，而中小平台可共享第三方审核资源。同时，参考欧盟的“透明度报告”制度，要求平台定期公开谣言处置数据，接受公众监督。

（二）与新加坡的技术应用

通过“事实核查联盟”整合媒体、高校等资源，对热点新闻进行多语言验证，结果同步至Line、Twitter等平台。新加坡则利用《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授权政府要求平台删除危害公共利益的谣言，并对拒不配合的企业高管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可结合此类技术协作与强制措施，在国家级舆情监测系统中接入主流平台数据接口，实现谣言“一键溯源”。对于涉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谣言，可授权网信部门直接冻结相关账号资产，阻断其盈利渠道。

（三）国内试点城市的创新实践

杭州通过“谣言治理指挥中心”整合、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对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