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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乐感”理论视阈下的小学音乐教育探索

引言：小学学段的音乐教育是不断提升学生音乐知觉、感觉以及潜能的重要阶段，也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途径之一。音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是小学阶段的基础性音乐教育，这一阶段的音乐课程主要通过听觉感知与视唱这两项基本教学环节来培养学生的乐感，该阶段针对学生音乐感知能力的培养或多或少地对他们以后之于音乐的体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尊重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以及地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风向标。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面对音乐文化多元化的现实，教师需要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音乐教育之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音乐教学中引入了“双重乐感”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不但可以摆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还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起到助推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双重乐感”的理论出发，来审视小学的音乐教育，从而提出笔者本人的观点和看法，并进一步阐释“双重乐感”的审美内涵。

一、“双重乐感”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leHood）在他的《双重音乐能力的挑战》（TheChallengeof“Bi-Musicality”）1一文中率先提出“双重乐感”（bi-musicality）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音乐学家在研究某个特定民族或特定风格的音乐时，必须具备完全参与这种音乐体系的能力，通过其本身的实践理解这种特定音乐文化的基础后，才能更好地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其音乐风格”2，这显然与我们当下所熟知的“双重乐感”理论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理论自身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需求。

1MantleHood.“TheChallengeof‘Bi-Musicality’”,Ethnomusicology,Vol.4,No.2,1960,pp.55-59.

2张欢、付晓东：“‘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案”，《中国音乐》，2008年第4

期，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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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元音乐文化不断深入地发展，“双重乐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最初单对音乐学家素质的要求转变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二十世纪末，国内学者将“双重乐感”这一理论引入音乐教学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内音乐教育界首次提出“双重乐感”问题，最早见于原新疆艺术学院院长赵塔里木的《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3一文中。赵塔里木认为新疆的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元音乐观”4问题。

由此，赵塔里木便提出在音乐教育中应当秉承多元的音乐文化理念，呼吁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双重乐感”人才的培养。所谓“双重乐感”，赵塔里木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感知和把握两种异质音乐构造的能力。自此之后，“双重乐感”理论在我国多所音乐院校中获得了一定的响应，尤其以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和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主要阵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民族音乐学这一新兴概念不断发展，各大院校逐渐接受了音乐文化的多元化这一思想观念，全国范围内的各大音乐院校相继开设了《世界音乐》课程，“双重乐感”教育理念自此逐渐走向大众视野。

随着国内音乐教育界内有关重视“双重乐感”（或“双重音乐能力”）教学呼声的日渐高涨，这种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吸引了民族音乐学家的目光。2008年，张欢和付晓东合发了《“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案》5一文，这是一篇兼具建设性和反思性的文章。

总的来说，上述学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无疑是探索“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化途径，同时呈现出“双重乐感”理论引进国内后的线性演变形态，即从对个别少数民族音乐入手，到探究高校的教学模式，再扩展至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时至今日，这些专业性的文章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值得教育工作者学习的范本。

3赵塔里木：“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第25-26页。

4“一元音乐观”这一文化价值观实际上出自“欧洲中心论”，即欧洲中心论者认为自己的民族属于先进民族，欧洲音乐文化的进化过程被视为一切民族音乐文化进化的唯一模式。赵塔里木在《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一文中指出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依据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学领域中的单纯进化论。

5张欢、付晓东：“‘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案”，《中国音乐》，2008年第4

期，第189-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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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重乐感”理论的审美内涵

“双重乐感”中的“双重”并非指狭义上的两种乐感，而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指代多重音乐能力。正如胡德在他的《双重音乐能力的挑战》一文中所言：“东方音乐家学习西方音乐或者是西方音乐家学习东方音乐，是同时获得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