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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钱币文字中的多民族文化交融

一、西夏钱币的历史背景与多民族政权特性

（一）西夏王朝的建立与多民族构成

西夏（1038—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疆域涵盖今宁夏、甘肃、陕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党项族原为羌族分支，在长期迁徙中与吐蕃、回鹘、汉人等民族互动频繁。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境内有“蕃汉杂处”的特点，这种多元人口结构为钱币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基础。

（二）钱币铸造的历史脉络

西夏钱币铸造始于景宗元昊时期，早期主要仿制北宋钱币形制。例如，西夏首枚年号钱“天授通宝”（1038年）即采用汉文楷书，但后期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西夏文钱币。据考古统计，目前发现的西夏钱币共18种，其中汉文钱与西夏文钱各占半数，反映了双轨并行的货币体系。

二、西夏钱币文字的多语言特征

（一）西夏文的创制与钱币应用

西夏文是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仿汉字结构创制的表意文字，共6000余字。钱币上的西夏文多用于国号、年号及吉祥语，如“福圣宝钱”（1053年）正面为西夏文“????????”（福圣宝钱），背面无文。这种文字在钱币上的使用，既彰显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对汉字文化的借鉴。

（二）汉文钱币的延续与变体

西夏汉文钱币多采用楷书或隶书，如“大安通宝”（1075年）、“天庆元宝”（1194年）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钱币将汉文与西夏文结合，如“乾祐元宝”（1170年）正面为汉文，背面铸西夏文“????”（宝钱），形成双语共存现象。

（三）其他民族文字的间接影响

西夏钱币虽未直接使用回鹘文或吐蕃文，但其铸造工艺受到丝路贸易影响。例如，西夏钱币的合金比例（铜70%、铅20%、锡10%）与回鹘地区钱币成分相近，暗示技术交流的存在。

三、钱币纹饰与艺术风格的多元融合

（一）佛教符号的广泛使用

西夏崇信佛教，钱币常铸莲花、法轮等图案。如“天盛元宝”（1149年）边缘饰以连珠纹，与敦煌壁画中的佛教装饰风格一致。据宁夏贺兰山出土钱范显示，此类纹饰多由汉人工匠雕刻，体现宗教艺术的本土化改造。

（二）中原纹饰的借鉴与创新

西夏钱币保留中原方孔圆钱的形制，但外廓较宽、字体粗犷。例如，“光定元宝”（1211年）的篆书笔法融合了党项族尚武精神，笔画刚劲有力，与宋代瘦金体形成鲜明对比。

（三）游牧文化元素的隐性表达

部分钱币背面出现星月纹，可能与党项族原始萨满信仰有关。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贞观宝钱”（1101年）背面铸有新月纹，此类符号在突厥钱币中亦有发现，暗示草原文化的共通性。

四、钱币流通反映的社会经济互动

（一）跨区域贸易中的货币流通

西夏钱币在宋、辽、金、吐蕃边境广泛流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每年向西夏购买马匹的贸易额达20万贯，促使西夏钱币与宋钱形成1:1兑换比率。黑城文书显示，西夏商人甚至使用汉、夏双语账本，便利跨境交易。

（二）货币制度对民族政策的映射

西夏实行“蕃礼”与“汉礼”并行的政策，钱币制度亦体现此特点。例如，仁宗仁孝时期（1140—1193年）颁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官府征税需接受汉、夏两种钱币，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多民族经济权益。

五、西夏钱币文化的传承与启示

（一）钱币作为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

西夏灭亡后，其钱币仍在元初西北地区流通。1987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窖藏中，发现西夏文钱与北宋崇宁通宝、金代正隆元宝混杂存放，印证了多民族货币体系的长期共存。

（二）文字研究对民族史学的价值

20世纪以来，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于黑水城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为破译西夏文钱币提供了关键资料。例如，“乾祐宝钱”的西夏文释读，证实了党项语中“宝”字发音与汉语“宝”存在音译关系。

（三）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借鉴

西夏通过钱币实现文化认同与经济整合的实践，为当代民族政策提供历史参照。其双语钱币制度表明，尊重语言文字多样性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结语

西夏钱币文字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工具，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从西夏文与汉文的并行，到佛教符号与游牧纹饰的交织，每一枚钱币都承载着党项族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文化互动模式，为理解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物质视角，亦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对话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