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资阳发现5万年前蒙溪河遗址.docxVIP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考古的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先民生活的认知。四川资阳蒙溪河文化遗址，这一沉睡了5万至8万年的远古遗珠，正以其非凡的内涵，悄然改写着中华文明史的开篇。

一、蒙溪河文化遗址：用火与文明的曙光

蒙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蒙溪河中上游左岸，其年代经光释光测年法测定，距今约5万——8万年，正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是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重要时段，而蒙溪河遗址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早期人类在这一阶段的生活图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烧骨、炭化植物等用火遗迹，尤其是明显人工用火的火塘，其组合关系明确指示了远古人类用火行为的存在。恩格斯曾言：“火是文明的曙光，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用火行为不仅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力的初步掌控，更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燧人氏，作为中国传说中“钻木取火”的始祖，其活动年代约在3万年前。《路史》中记载，燧人氏“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并且“上古之人，茹毛而歃血食，果瓜虫鱼，膻腐馊漫，内伤荣卫，殒其天年”，燧人氏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蜀地自古多天然气火井，《蜀都赋》中便有“炎火井”之记载，描绘了蜀地天然气燃烧的奇景，犹如遍地的火山。

蒙溪河遗址5-8万年的用火痕迹与燧人氏的传说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高度契合。《路史》中还记载了燧人氏所在“不周之巅，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无四时昏昼之辨。空同之北，北极钟火之山，地数百里无日月之光，犹蜀之漏天，常雨少出日者”。其描述了不周山巅的宜城，此地日月光照不到，没有四季和昼夜的明显区分。在空同之北，北极钟火之山，方圆数百里没有日月的光辉，如同蜀地天空常常多雨，很少出太阳。这表明蜀地多雨的气候特征由来已久，这种环境使得人们对火的需求更为迫切，也更有利于燧人氏的用火技术在该地区得到重视和传播。进一步印证了燧人氏文化在蜀地的存在和影响。

这些考古与文献的相互印证，为燧人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让我们对早期人类在蜀地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二、蒙溪河遗址：印证《山海经》之“广都之野”

更令人惊叹的是，蒙溪河遗址所展现的生活场景，与《山海经》中对“天下之中，广都之野”的描述高度吻合。《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明代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明确指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如清代王念孙的统计和袁珂的解释，都进一步印证了都广之野与成都平原的关联性。

蒙溪河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如大熊猫、犀牛、象等动物化石，以及丰富的植物种子、果实等，与《山海经》《诗经》《蜀都赋》中所描绘的上古蜀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相呼应（如大雁，与资阳至今以“雁”命名有关）。这些发现不仅为古代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学印证，更让我们得以窥见远古时期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多样。

蒙溪河遗址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饱水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质遗存得以完好保存。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疑似有加工痕迹的橡果、有刻划或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火烧过的种子和动物骨骼等，这些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广泛利用以及初步的象征性行为。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体现了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复杂化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线索。

包括蒙溪河遗址在内的资阳鲤鱼桥遗址（20000万——6000年）、资阳人遗址等数十个资阳新旧时期遗址群所呈现的动植物风貌，也反证了四川盆地应是《山海经》《诗经》的重要采集地。

三、蒙溪河史前文化遗址群为当代人类源于中国西南提供有力佐证

蒙溪河史前文化遗址群为当代人类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尤其是新旧石器在同一区域从8万年到6千年无断层过渡更是有力证据。蒙溪河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展示了早期人类生活的丰富细节，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的起源与迁徙提供了新的线索。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石器工具、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在这一地区长期连续的生活与繁衍，这种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无断层过渡，进一步支持了四川盆地作为人类起源地之一的理论。

例如，《大英国志》一书中提到“人类皆出于亚西亚洲，后散居四方”，表明至少在一百多年前，欧洲已有主流共识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而现代科学研究也不断支持这一观点，如欧洲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古DNA检测，发现现代欧亚人父系源于东亚南部，中国人类学权威期刊《人类学学报》也发表了相同结论的报告，指出“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具体是在中国西南部”。这些证据与蒙溪河遗址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一个有力的论述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四川盆地在人类起源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川省社科院李后强教授也通过大量跨学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