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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小说的空间场域及其权力表征

陈俊宏，于敏章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李劼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为一座城市倾其一生的作家，他的多部代表作品都是以成都这座城市为背景。李劼人的小说对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相当于一部成都近代史，对李劼人小说的研究离不开对近代成都历史的研究。随着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研讨角度，从这个角度能找到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生产方式，是怎样构建表征空间，并且对空间赋予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在李劼人小说中，城市空间的划分和表现对于深挖小说中的城市权力结构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空间视角对李劼人小说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进行细分和梳理，能找出李劼人小说中所特有的空间场域及其权力表征，该文对李劼人小说进行更深化、细致的分析，拓宽研究视角，加深对于成都这一城市的地域分析研究。

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对于成都不同阶级有着详细的刻画，这3部作品把成都及其周边的乡镇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贯穿着四川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各个阶级的代表就是这些历史事件中，在这个叙事空间下的各色人物。

对袍哥势力描写得比较详细、浓墨重彩的作品应当是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第一部《死水微澜》。在这部作品中，袍哥势力的代表人物“罗歪嘴”成了主要人物。天回镇这个特殊的乡镇位于城市与农村的交界地带，社会状况和组成部分十分复杂，它既具有农村的保守与落后，还兼有城市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在这样一个传统与新生力量交汇的地方，各方势力之间冲突与较量不断，士绅阶级在天回镇这一文教不兴的地方是少有的，表明了士绅阶级所代表的地方政府权力是比较弱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局面给袍哥势力的快速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社会环境。在晚清的四川社会中，袍哥势力发展快速，并且拥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的袍哥领袖都是在当地极具威望和名声的风云人物，有着一众的支持者与追随者。这对传统的由地方乡绅所主导的社会上层权力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袍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乡绅的作用，对于维护地方的安稳，处理地方事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像在《死水微澜》中对于罗歪嘴的势力描写一样：“天回镇的场合，本来是硬铮的，因为片官不行，吃住不台，近几个月来大见冷落。所以当主人的，也不免心慌起来。论主人，本来是朱大爷。因为他岁数既大，又因一件厘不清的家务事，弄得心灰意懒。只好全部交给罗管事去主持，而自己只拿一部分本钱。”[1]由此可见，袍哥势力对于四川地区权力结构的冲击和改变是巨大的。

在成都这个省会城市，拥有传统的封建等级空间，而到了近代以后，各方势力都聚集到了这里，由此也就引发了成都的传统等级空间的动荡和变化。士绅阶级是传统等级秩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近代社会的动荡之中，士绅阶级也面对着新的冲击和变化[2]。在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暴风雨前》一书里，故事发生的场所就安排在了签订辛丑条约后的成都，主要场景选择了郝公馆，郝公馆成了作品中沟通各个阶级的联络站，整个成都社会的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都围聚在郝公馆的周围，可以说《暴风雨前》这部作品就是以士绅阶级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展现着他们在面对外来冲击之时的反应与变化。在其中郝达三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既是传统士绅的典范又同时具有官绅的特点，在地方上拥有着较广的人脉和较大的权力，他维护着自身的地位和权力，虽对新思想有接触，但并不认同，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儿子郝又三作为士绅的儿子，虽然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但在新时代也最先接触到了新学，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培养，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不再仅仅只是士绅子弟。这些士绅子弟，在新思想、新教育的影响下，从传统的士绅家庭中走出来，接受了新时期的进步思潮的洗礼，从而分化为更多样的阶层，参与社会变革，变成新兴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并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分解。

地方政府作为连接中央政权与地方民众之间的纽带，拥有着自身的权威和较为强大的地方性力量，他们是中央政权的维护者，对于地方的社会空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大波》中，面对保路运动，地方政府势力与士绅阶级、地方民众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在地方政府内部其实有着不同的立场与表现[3]。一方面，有的官员体谅士绅和民众，对于士绅和民众的诉求有一定的理解与支持，想要维护地方的稳定，其中的代表就是王人文，他夹在中央的压制和士绅民众的反抗之中，心力交瘁；而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则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对于地方上的诉求与反抗采取镇压的做法，他们认为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才是应当要做的事。在保路运动中，赵尔丰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矛盾和对清政府统治的维护恰恰就彻底导致了保路运动的爆发。

晚清的中央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除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对内，清政府为了应对太平天国运动对自身统治造成的沉重打击，鼓励地方的士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