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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古奇才苏轼成功的背后》推介语

我和梁从喜兄共事多年，属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那种交谊，我还是他女儿的老师。?

某日，看到他杯子里泡有枸杞，色泽鲜艳，猛然一省，吾辈老矣！想到我还年长他几岁，不仅悲从中来，旋即又以苏轼的鬓微霜又何妨聊以自慰，差强人意。?

老梁平时也属不修边幅，生性散淡之人。而这张照片着装正式，显然郑重其事，这才是工作室导师应有的模样。只见他屹立花丛之中，一脸阳光，春意盎然。在北方春风迟迟不度，又有沙尘时时蔽日之际，不意这里看到春天。真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有一年我们一起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上的比我好。评委老师说老梁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可惜我只见过他的日常，无缘一睹他的飞扬，看来美好的“春江花月夜”确实能让一介老夫聊发少年狂。?一首诗固然有自己独立不倚的生命，可是如果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就会获得新的诠释。寒假我们共读复旦大学朱刚的《苏轼十讲》。老梁目光敏锐，我们一般看到的是苏轼的正面，但是他看到了苏轼的背后。他还留意到朱刚将著名的《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放在庐山文化和禅宗思想的背景下阐发，人和山，儒和佛，地理和人文，诗歌和禅宗，互嵌在一起，建构起一个广阔的思想世界。梁兄写佛教，意在斯乎。???

当看到老梁写下“苏轼是中国最命运多舛的文人，也是最为幸运的文人”，感慨不已，苏轼最明亮的文字恰恰写自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又想到我在永洛主任写苏轼时所写的文字，兹录于此。??

苏轼在黄州的遭际，似乎为司马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做注脚。这似乎也是一个残酷的铁律——为什么最伟大的诗篇总是写在破败的小旅馆。韩愈说“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赵翼说“赋到沧桑句便工”。而王国维说李煜更是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百凶”一词，触目惊心。个体的幸福和伟大的文学总是难以两全。假如让李煜选择，做倚红偎翠的皇帝，还是做名垂千古的词人；如果让史铁生选择，是做轮椅之上的著名作家，还是可以奔跑的平凡人生。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悬日月”的屈原痛苦自沉，“空山丘”的楚王养尊处优。在伟大和平庸之间，在痛苦和幸福之间，构成了某种残酷的悖论。??

以前看王炎午在文天祥被俘之后，写下《生祭文丞相》一文，他害怕文天祥投降。那时觉得王炎午太过苛刻，这不是逼着文天祥死吗。后来就理解了，如果文天祥投降，作为个体生命，他得以存活，可是中国文化就失败了。因为文天祥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当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它的文化精神总要表现出一种对抗绝望的巨大力量，因此必须有人挺身而出为民族精神献祭。文天祥不屈殉国，中国文化就赢得了尊严。赵越胜说，一个民族将死之际，精神选择一人，为它唱出生命的天鹅之歌。??

再说苏轼。乌台诗案是他生命巨大的劫难，怎么面对如何超越，其实不仅是考验苏轼个人，也在考验中国文化。苏轼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如果乌台诗案彻底击垮苏轼，那么轰然崩塌的就还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大厦。苏轼在黄州的凤凰涅槃，恰恰能够表征中国文化精神坚韧强大的力量。黄州之行，苏轼在生命的至暗时刻点燃了文学最耀眼的光芒，同时也建立起民族文化精神新的高度。??

回到那个残酷的铁律，就个体生命而言，文天祥最终引颈就戮，苏轼一生跌宕艰难。他们难道不愿意选择平庸凡俗的幸福人生吗？就像苏轼希望自己的儿子，“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陈衍评价陆游时有过这样一句话，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

是的，有时候一个民族的伟大荣光需要个体生命的殒身不恤，无论文天祥、还是苏轼，他们都是天选之人，天降大任，必须承负，生死以之，祸福不避，如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是天命所系，也是道成肉身。??

我还意犹未尽，还想通过一个“穷”字，揭示一种命运。想呼应梁兄所说的“苏轼是中国最命运多舛的文人”。??

孔子绝粮于陈蔡时说，君子固“穷”。孟子不能兼济天下时说，“穷”则独善其身，。??当先贤用“穷”来诠释他们的生存境遇时，这个字，就是一种命运写照和精神象征。两千年来，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必须承受的文化宿命，哪个文人不曾“穷”。当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孔子说，斯人而有斯疾也，命矣夫。??

事实上，“穷”本写作“窮”，是“躬”身在“穴”中的形状。这是一个隐喻，一个人处在困境中，躬身硬抗，咬牙坚守，显示出一种挣扎不屈的精神。因此孔孟选择“穷”，就是自我生命的表达，穷且益坚，这才是儒家的真正力量。??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精神觉悟和天命意识，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同诗人黄灿然笔下伟大的儒者杜甫：上天要他高尚，所以让他平凡。汉语的灵魂要寻找恰当的载体，而这个流亡者正是它安稳的家。上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