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受贿行为的刑法定性.docxVIP

在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势下，行受贿双方对于涉案的贿赂款物往往会采取延期兑现的方式来规避调查。实践中，行贿人代持贿赂款物的案件逐渐多发，甚至还出现了诸多约定收受贿赂的案件。由于约定收受贿赂在行为阶段上较为靠前，且受贿人对贿赂款物的控制力较为薄弱，因而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均存在较大争议。

所谓约定收受贿赂，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就利益输送存在事先约定，尚未形成稳定的代为保管状态即案发的情形。例如，某地级市市长甲利用主管工程项目的职务上的便利，为当地某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乙承接项目提供帮助。为感谢甲，乙提出给予甲人民币300万元，并约定在退休后或者急需时可支取，甲表示同意。后甲因涉嫌严重违法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至案发尚未取得该钱款，乙也没有进一步行为。应当看到，约定收受贿赂不同于实践中常见的“行贿人代持”。在行为阶段上，约定收受贿赂更早于“代持”，尚未形成稳定、特定化的代为保管状态。因此，“代持”侧重于对涉案贿赂款物代为保管这种客观状态的法律评价。即行贿人已经对涉案款物形成了代为保管的状态，司法机关应根据受贿人对于涉案款物的控制力判断犯罪形态上的既未遂问题。约定收受贿赂的核心问题聚焦于行受贿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约定行为的评价。即约定后请托人可能正在筹集贿赂款物或者为后续保管作准备的过程中，甚至可能认为兑现时候尚早而仅停留在口头约定阶段。因此，约定收受贿赂的争议焦点则是这类行为是构成受贿犯罪还是仅停留在犯意流露阶段；如果构成犯罪，其犯罪停止形态又应如何评判。鉴于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较为频发，上述的法理问题应作充分前瞻，以应对这类新型贿赂案件。

一、约定收受贿赂案件中犯意流露与约定型受贿犯罪的界限

约定收受贿赂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类行为是犯意流露还是构成犯罪。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均具有主观犯意，但二者的界限在于犯意流露仅仅是对于犯意的表达，尚不足以对法益造成侵害；而构成犯罪则需要实施客观行为，进而侵犯到了相应的法益。当然，考虑到犯罪预备也在犯罪论体系之中，所以上述的客观行为，既包括着手后的实行行为，也包括构成要件行为所对应的预备行为。具体到约定收受贿赂案件中，两者的区分与界限应从两个层面考量。

一是构成受贿犯罪需要具备的要素。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括“谋利”与“收财”两个部分。从该罪权钱交易的本质来看，“谋利”与“收财”之间须具有关联性。因而，事先约定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必须同时具备“谋利”与“收财”两个要素。同时，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须就“谋利”与“收财”均达成合意。如果请托人仅与国家工作人员就收财部分达成合意，但尚未提出请托的，或者未就收受财物有合意的，即不具备入罪条件，仅能评价为犯意流露。

二是双方对于“谋利”“收财”达成的合意需达到相应的程度，如过于笼统、抽象则仍未超出犯意流露的范围。其中，关于请托事项，双方需对于具体请托事项能够形成合意；而对于收受财物的约定至少需对于给予财物的种类作出约定。这是因为，受贿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谋利”和“收财”之间是互为对价的关系。作为收受财物的对价，国家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必须具有现实性，而现实性的底线则是其履职行为指向的事项必须是具体的。如果请托人仅是笼统地表达“今后关照”等抽象的请托，尚未触及关照所针对的内容，因这类请托不具有收受财物对价的性质，则不能形成受贿犯罪意义上的“请托”，也就不具备去讨论是否形成请托合意的基础。同理，作为权力的对价，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也需具有现实性，也即明确系物质性利益、能大致表达物质性利益的种类且这种利益已经超出了日常人情往来。如果双方的约定仅涉及“今后会有表示”“事成后会感谢”等过于抽象笼统的内容，则很难区分是否系物质性利益、是否超出了宴请、生活薄礼等日常人情往来的程度。此时，双方约定的利益是否具备受贿犯罪中财物的性质、是否具有权力对价性质尚不明确，也就不能评价为对“收受财物”存在合意。

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认为约定的行为已然超出犯意流露的边界且侵犯了法益，可以构成犯罪。理由有二：一是达成行受贿的合意本身也具有犯意流露的成分和因素，但受贿罪具有对合犯特点，双方达成合意的过程系客观上确定行为对象的过程，因此达成合意的举动已经超出了犯意流露，可以评价为受贿的客观行为。二是因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客观上确定了行为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法益受到侵害，这类行为具备了构成犯罪的前提。当然，法理层面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都具有处罚必要性，需结合停止形态进行判断。

二、约定收受贿赂犯罪停止形态的具体认定

受贿犯罪通常是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控制收受的财物作为既遂标准。而约定型受贿尚停留在行受贿双方约定的状态，尚不具备达到犯罪既遂的条件。

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是自动放弃实施犯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基于事后收受财物形成约定之后，能够明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