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案例比较研究.docxVIP

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案例比较研究

一、跨境破产法律框架的全球现状

（一）主要国际法律工具的发展

跨境破产法律协调的核心文件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2001年通过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截至2023年，已有54个国家或地区采纳该法，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示范法》确立了“主要利益中心”（COMI）原则，要求各国法院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时优先考虑债务人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管辖权。这一原则在欧盟《破产程序条例》（2015年修订）中进一步细化，明确COMI的认定需基于债权人、雇员和第三方可感知的客观标准。

（二）区域合作机制的实践差异

不同区域对跨境破产的协调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欧盟通过《破产程序条例》实现了成员国间破产程序的自动承认，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则依赖双边协议解决跨境破产问题。美洲国家组织（OAS）在2020年发布的《跨境破产指南》中提出“合作与礼让”原则，但尚未形成统一立法。这种区域差异导致跨国企业在不同法域面临程序复杂性和成本上升的问题。

二、典型跨境破产案例的比较分析

（一）LehmanBrothers破产案的全球协调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是跨境破产领域的标志性事件。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5章（基于《示范法》制定）启动主程序，英国、日本等30余国法院承认其效力。但争议出现在次级债权的分配上：香港法院在2016年裁定，当地债权人可优先受偿位于香港的资产，这一判决与《示范法》的“普遍主义”原则相悖，凸显了属地保护主义的现实阻力。

（二）Nakashv.ZoharIII案中的管辖权冲突

2019年以色列Zohar基金破产案中，美国纽约破产法院与以色列法院就COMI认定产生分歧。纽约法院认为债务人的资产管理决策实际在纽约作出，故COMI应属美国；以色列法院则依据公司注册地主张管辖权。最终双方通过《示范法》第25条达成合作协议，设立联合清算委员会。此案表明，即使存在法律冲突，司法合作仍可实现资产最大化处置。

（三）PacificAndes跨境破产的亚洲实践

2020年新加坡法院在PacificAndes集团破产案中，首次承认中国香港的破产程序为主程序，并移交在当地的1.2亿美元资产。该案依据《示范法》第20条，创新性地采用“虚拟联合听证会”协调两地程序，将债权人清偿率从预估的32%提升至47%。世界银行2022年报告指出，此案为亚洲跨境破产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方案。

三、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现实挑战

（一）法律冲突与公共政策例外

《示范法》第6条允许法院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外国程序。例如，2018年印度法院在JetAirways破产案中，以“损害本土航空业”为由拒绝承认荷兰程序，导致资产分割延迟14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显示，2010—2022年间，公共政策例外被援引的比例从12%上升至19%，反映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

（二）程序正义与债权人平等保护

跨境破产常面临程序透明度不足的问题。以阿根廷YPF公司破产为例，美国债权人通过第15章程序获得43%清偿率，而阿根廷本地债权人仅获18%，差异源于信息披露标准不同。欧盟司法效率委员会2021年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债权人通知平台，但目前仅有17国加入试点。

四、国际合作与制度优化的路径

（一）司法合作技术的创新

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破产中的应用取得突破。迪拜法院2023年在Abraaj集团破产案中，使用智能合约自动分配资产，将执行周期从平均9个月缩短至11周。此外，国际破产从业者协会（INSOL）开发的跨境案件数据库，已收录2,300余例判决，为COMI认定提供数据支撑。

（二）软法机制的补充作用

国际律师协会（IBA）2022年发布的《跨境破产协议范本》，已被运用于21个国家的破产和解程序。该范本允许当事人约定法律适用、管辖法院等事项，弥补成文法的滞后性。例如，在加拿大庞巴迪集团重组中，债权人通过协议选择纽约法作为准据法，避免了加拿大《公司法》与《美国破产法》的冲突。

五、跨境破产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构建分层协调机制

针对不同法域的发展水平，可建立“核心规则统一+附属规则自主”的弹性框架。例如，对COMI认定、债权申报期限等核心事项设定强制标准，而对资产处置方式、管理人资格等允许保留国内法差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采用弹性框架的国家，跨境破产案件平均审理时间较传统模式减少28%。

（二）强化专业人才培养

国际破产管理学院（IIIN）的统计表明，全球仅34%的破产法官接受过跨境破产培训。建议通过UNCITRAL设立认证体系，要求跨境破产管理人掌握至少两种法律语言（如英语、法语），并熟悉《示范法》与区域条例的衔接规则。

（三）推动数字技术标准化

需建立跨境资产追踪的通用数据接口。国际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