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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的优化与创新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涵盖了能源资源、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1-10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658.9亿元，同比增长10.9%，涉及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7960家境外企业。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参与度不断提高，“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走出去”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合理的税收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反之，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则可能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制约企业的发展。在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吸引外资和促进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因此，研究新形势下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国际税收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如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全球最低税规则的逐步推进等，都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适应国际税收规则的变化，为“走出去”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国内学者主要从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王跃堂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规模，对企业“走出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指出，我国在税收抵免、税收协定、税收征管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张平国（2023）认为我国现行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存在间接抵免方法缺省、抵免限额方法选择不合理、境外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复杂等问题，影响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在完善建议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一些学者建议完善税收抵免制度，采用分类综合限额抵免方法，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加强税收协定的谈签和执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税收保障；还有学者主张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以有效防范企业的税收风险。

国外在“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发达国家采用分类综合限额的税收抵免方法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不分国别的综合税收抵免方法，美国规定多层抵免的范围最远可追溯至第6层外国下属公司，对国外所纳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或向后结转5年抵免。日本也采用综合抵免限额制度，不过其允许将亏损国的亏损额除外，当年在外国的纳税额超出抵免限额时，允许向后结转3年连续抵免，这种方式增大了企业的节税力度，减轻了税收负担。此外，瑞士、法国、荷兰等国实行了免税政策，比间接抵免的税收优惠作用更加直接，力度也更大。

在税收延付与CFC法规方面，美国的CFC条款规定，但凡美国股东来自受控外国公司的收入，不管其当年是否分配，也不管是否汇回美国，都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息计入各股东名下缴纳美国所得税。当这部分利润真正作为股息进行分配时，不再进行缴税，且这部分已在国外缴纳的所得税可按规定进行抵免。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也都效仿美国，先后制定实施了CFC法，日本税收延付是有条件的，坚持对在境外注册的子公司实行“不分红不纳税，分红纳税”的原则，既防止投资国税收不当流失，又有利于投资企业减轻税负。

在风险共担制度方面，各国依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不同的风险共担制度。一类是亏损结转及追补机制，如美国允许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把前三年的利润用某个年度发生的正常亏损来抵消，并且允许将退回前一年度对被冲销掉的那部分利润所缴的税或者抵消后五年的收入并少缴税款从而弥补损失；另一类是亏损准备金制度，日本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计提准备金比例，只有投资亏损，才能从准备金中得到适当的补偿，在投资没有亏损时，这部分准备金的积存期限为5年，第6年则将准备金分为5年逐年合并到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申报。

尽管国内外在“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