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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罹患精神疾病自杀,工伤如何申报

近年来,因外伤、过劳等工作原因导致员工罹患精神疾病进而自杀的案件频现,而司法实践中却鲜见对“前因事件”的深度剖析,绝大多数判例均简单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而排除对自杀的工伤认定,工伤保险行政部门的实践操作亦不例外,劳资矛盾也随之进一步凸显。

2012年3月,某中学教师陈某在值班时发现一学生殴打老师,在劝阻过程中被另一学生打伤,后陈某因被殴打后出现应激障碍到医院接受抑郁症治疗。2012年7月6日,陈某走失,隔天尸体被发现,经县公安局鉴定陈某为自杀。2012年7月,经某中学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认定陈某2012年3月在学校值班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为工伤。2013年6月26日,经公安局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文证审查意见书》载明:陈某生前精神状态与2012年3月被殴打事件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013年7月,陈某家属因陈某死亡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认为,陈某系经公安机关确定为自杀的情形,故作出了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本案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陈某于2012年3月在学校值班时所受伤害已认定为工伤,因陈某在自杀时系处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诱发的自杀,是患者精神障碍影响下的病态自杀,其在该精神状态下的自杀行为与该暴力伤害存在因果关系。这种病态的自杀与《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伤排除的“自残与自杀”中的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的故意自杀非同一性质,不属同一概念。对工伤直接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诱发的自杀,是工伤伤情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认定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所述的立法精神。因此,判决撤销市人社局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详见(2019)闽04行终13号]。

2006年11月,杨某在参加单位组织的项目施工过程中,被铁撬棍击中头部,导致头顶部皮裂伤,后前往卫生院就诊,自述感觉头晕、恶心、头痛。2006年12月15日凌晨,杨某在家中将其妻子和孩子砍伤后自己割腕,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2007年2月,某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某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推断杨某案发当时处于心境障碍——抑郁状态,系在抑郁情绪影响下发生扩大性自杀。杨某家属向劳保局申请认定杨某头部外伤为工伤,同时要求认定杨某扩大性自杀死亡为因公死亡。劳保局认定杨某头部外伤为工伤,但对后者认为,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自杀,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本案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并无证据证明杨某的头部在2006年11月受伤后还受到过其他伤害或杨某在其受伤前即有精神疾病,故应认定杨某2006年12月15日凌晨的精神状态是由2006年11月头部受伤引起的,在该精神状态下杨某的自杀行为与其2006年11月在工作中受到的头部伤害存在因果关系,且考虑到《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所述的制定目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关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包括自残或者自杀),应指并非因工作和工作事故遭受伤害的情况,而杨某的自杀行为是其在工作中头部遭受事故伤害后,导致精神障碍所表现出的一种后果,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并非同一性质。因此,判决撤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作《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相关决定,并要求重新作出处理[详见(2008)一中行终字第656号]。

2012年10月,丁某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出院诊断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伤伴硬模下血肿、动眼神经损伤等。2013年2月7日,市人社局予以认定工伤。2013年7月,医院认定丁某“表现为认知、性格和人格(心理、精神)异常”。2013年9月,丁某自缢死亡。2013年10月,其家属向市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但市人社局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其自缢与工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后行政复议予以维持,本案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期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丁某患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与2013年9月的自缢行为有关。市人社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丁某2012年10月受到事故伤害后,头部还受到过其他伤害,或证明丁某在受伤前即患有精神疾病。丁某遭遇的交通事故与死亡结果之间由精神障碍下的自杀行为连接,精神障碍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后果,而精神障碍下的自杀行为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因此,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成为丁某死亡的重要原因,二者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所规定的“自杀”行为是在自己自由意志支配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无关。而丁某在上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导致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严重影响意志自由,并在此精神障碍状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特殊情形不能简单地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关于“自杀”的规定论处。因此,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作出认定[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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