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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韵》配合与音义学的式微

摘要：以《玉篇》为代表的字书文献和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文献在历经几次演变改编之后，在宋代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局面。这种《篇》《韵》配合现象起源于宋代，光大于金代，繁荣于明代。与此同时，音义学文献则逐步趋于式微。正是由于《篇》《韵》配合的流行，导致了音义学的式微。《篇》《韵》配合在功能上几乎取代了音义书的功能，在检索便利性上又大大超越了音义文献。因此，《篇》《韵》配合越是紧密的时代，音义学越衰弱。

关键词：《玉篇》；音义学；字韵书

中图分类号：H11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8-0112-05

顾野王（519—581）的《玉篇》、陆法言（562—？）的《切韵》和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字书、韵书和音义书的典型代表。三书一直各自发展，但进入宋代以后，《玉篇》的衍生文献与《切韵》的衍生文献开始出现相互配合的现象，这种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音义学文献的式微。《玉篇》作为解形释义的字书，唐代孙强增字删注，是为上元本《玉篇》；宋代陈彭年、丘雍等加以重修，是为宋本《玉篇》。同时，《切韵》在唐代出现了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孙愐《唐韵》等多种衍生文献，到了宋代则有陈彭年等人修订《广韵》。这样，《玉篇》系列文献（简称《篇》）与《切韵》系列文献（简称《韵》）产生的时代相近，演变的过程又基本同步，于是在宋代开始出现了“《篇》《韵》配合”。“宋代韵书与字书往往相配，与《广韵》（公元1007年成书，公元1008年定名《大宋重修广韵》）相配者《玉篇》（公元1013年成书），与《集韵》（公元1039年成书）相配者《类篇》（公元1067年成书），且皆为官修，后世言‘篇韵’即涵盖二者。”（1）而清代谢启昆《小学考》所著录的268种音义学文献中，唐代以前产生的有154种，唐人所作音义书有23种，宋人所作55种，元明共34种，清代几乎没有。音义学可以说是自《经典释文》、玄应《一切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的鼎盛之后，自宋代开始式微。这种音义学式微的趋势与《篇》《韵》配合的趋势又有着时间上的暗合。

一、音义学演变及其目录学著录情况

《小学考》第一次明确将音义学文献独立出来，与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并列，形成了四分小学的局面。周祖谟先生曾将“音义书”定义为“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认为“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字或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中特有的一种体制”。（2）孙玉文先生认为，音义之学确立于东汉。“汉语音义学是发源于先秦的训诂学和发源于东汉的音韵学相融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汉末孙炎《尔雅音义》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汉语音义之学的确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音义之学大放光彩，有《经典释文》等比较全面搜集儒道经典著作注释中音义材料的著作出现。”（3）于亭先生《论“音义体”及其流变》一文认为：“中国传统小学中的‘音义体’，产生于汉魏之世，极盛于六朝隋唐之间。音义的产生，既由于传示一家之学训诂之旨、读书之音的需要，也有出于说示诸本异同、校正文字讹舛之需要者。而音义这种体裁的繁盛和发展，是汉魏以来经师学者精研音韵、训诂中音义互求的结果。”（4）音义书虽然与音韵、训诂密切相关，但长期以来，目录学家皆不将其列入小学类。这大概可以从音义书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不同情况来推测原因。

首先，音义书不入小学类是由其早期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即早期音义书是与被释文献密不可分的。据《隋书·经籍志》，今天所知的最早的音义书为东汉孙炎《尔雅音义》2卷、东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24卷、东汉服虔《汉书音训》1卷、三国韦昭《汉书音义》7卷等。但这些书均已亡佚，早期音义书的面貌已无从知晓。好在《隋志》中有一类名为“音隐”“隐”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窥测早期音义书的形式。《隋志》有“《毛诗音隐》一卷；梁有《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亡；梁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并梁处士何胤撰，亡；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礼记音义隐》一卷，谢氏撰；《礼记音义隐》七卷；《论语隐义注》三卷；《论语隐》一卷，郭象撰；《说文音隐》四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有“《孝经援神契音隐》一卷”。这类著作中“隐”为何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3“梁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亡”条下按云：“按，齐梁时隐士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背隐义之义，盖如此。由是推寻，则凡称‘音隐’‘音义隐’之类大抵皆从卷背录出。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义，当时别无书名，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名之。又按此并以悟汉人经注各自为书之所以然。”（5）这里姚振宗据“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一则材料大胆推测，所谓“隐义”，就是将经文之释义书于纸背，隐于纸背。同理，“音隐”“音义隐”也是将注